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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农，日子过得，倒是真的比之前好了。
亩税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自耕农。
而织机下乡，又使得这个以棉布而闻名的地方乡村，并没有受到新机械的严重冲击。
粮价降低，对自耕农来说，是有坏处的。
但是，亩税改革，折中了这种坏处。
甚至于折中之后，哪怕资本下乡、粮价压低，也让很多自耕农直观地感觉到，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以前，税、赋、加派、按县纳税、乡绅避税、劳役、漕米、损耗、火耗，一圈一圈又一圈。
现在，真正的一条鞭了，统一征收固定土地税。
一正一反，加上刘钰引导的资本织布机下乡，使得这场对小农经济的瓦解，单单就苏南地区来说，还真不酸痛。
当然，从正月份到四月，上海城中，几乎每天都有饿死的、或者冻死的人。
而码头工作的时间周期性，又使得械斗经常、死人确实不少。
也当然，从废运河开始，再到扬州、淮安衰败，死的人几万是有了。
起义、反抗、镇压、屠杀、流放、遣送，这都是有数可查的。
而那些因为城市衰败而默默死去的人，不知凡几。
号称八十万人口的淮安，从废运河开始，再到盐政改革完成，十年时间，人口激降到了七万人。
任何一个城市，忽然之间急速的人口暴跌，都意味着无数的苦难。
值得高兴的，便是从去年开始，剧烈的动荡结束了。
在刘钰的残酷镇压；以及先织后纺的政策引导；还有就是靠着东北、朝鲜、日本、南洋、欧洲的市场和经济附庸；以及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的盐业利润的帮助下，挺过来了。
二十余年的准备，外加东北南洋这两大泄压阀，以及前朝留下的淮南盐不聊生的遗产，两场至关重要的对外战争，外加军改之后的军事镇压，总算是堪堪让江苏半省的转型，没有痛入骨髓。
孟松麓即便看不透这么多，但也知道，从去年开始，混乱渐渐平息了，这确实是能亲身感受到的。
至于生活水平，以自耕农来看，生活水平肯定是比之前提升的了。
廉价的豆饼，至少让苏南百姓吃的鱼、吃的肉的数量增加了。
让孟松麓评价整场改革，肯定是不好评价。
但对权哲身提出的对大兴土木、大干工程的看法，孟松麓还是很容易给出了答案。
而他给出的答案，恰恰是权哲身不能理解的。
朝鲜国的人，自以为自己是小中华。
但真正的中华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这个自以为“小中华”的国家，截然不同。
整场改革中，至关重要的“徭役”部分，改革的基础，恰恰是商品经济发展，旧体系的瓦解。
而权哲身的老师李星湖那么痛苦、开创实学的原因，恰恰是因为李星湖在汉城周边亲眼目睹了旧土地制度的瓦解、土地买卖、商品经济的出现。
就以明初的苏南手工业发展为例。
因为明初的税收制度征收实物税，使得一些地方用东西，来苏南换取棉布、丝绸。
这促进了苏南官营手工业的瓦解、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最终经过明末织工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到大顺这已经基本实行了包买制。
除了一些特殊的衣服，比如龙袍之类的玩意，仍旧还需要专业的官营工匠。
此之外，经过前朝末年的织工抗争，官营手工业和匠户制已经全部瓦解。
朝鲜国处在一个什么阶段？
处在一个类似于明初到明中期的阶段，甚至还不如。在土地制度上，甚至可能要倒退回唐中期。
税收制度的改革，促进了朝鲜国的私营手工业发展；商品经济的出现，又催生了土地买卖；土地买卖，导致了贫富快速分化，自耕农阶层全面佃农化。
才堪堪走到这一步，而且也完全没有明中期开始的白银疯狂内流的情形——倒是原本有一点机会，做中日之间的二道贩子。然而刘钰伐日伤害最大的不是日本，而是朝鲜，使得朝鲜的贵金属直接空了，货币全面被大顺纸币占领。
这是朝鲜国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李瀷、权哲身等人，就算使劲儿往前跑、思想比别人都快，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最多也就想到明晚期全面反动回明初的那一步而已。
经济基础在这摆着，人的思想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想着往回退，才是脑子有问题的。
所以历史上星湖左派最终选择了拥抱基督教，试图全面倒退，因为他们最处在最痛苦的“苦于旧制度瓦解、但旧制度又瓦解的不够”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