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布尔乔亚的理性、利润、人性相比，贵族们也只能谈谈道德、传统、礼乐，这些东西。
对实力渐渐增强的资产者，这些旧时代的人，也只能嘀嘀咕咕，半是挽歌、半是谤语。
行会制度必然是要瓦解的，不瓦解行会制度，怎么可能促进工商业的自由发展？
只是，酒馆里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行会制度的瓦解，只能用他们的感性去理解世界，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些摄政者和寡头们“求利而不义”造成的。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对行会制度旧时候美好的追忆中、也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对新时代的咒骂中。
追忆的太多、咒骂的太多，倒是让康不怠和那些年轻人们面面相觑。
他们听刘钰说过新旧时代交替的痛苦，但那也只是听说过。
今天算是亲眼目睹了积压的愤怒，才终于理解为什么刘钰或是搞诸如玻璃、造船、高炉冶铁之类的大顺不发达或不存在的工业；或是投入极多的钱投入极为长期的、可能要十年二十年才能看到效果的铁轨、蒸汽车之类的仿佛天庭神物的东西。
明明搞机械纺织业似乎更容易一些，也更容易赚钱，却偏偏一直拖着不做。
现在目睹了荷兰人的不满，倒是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了：大顺要是出现这么多的新时代的“祭品”，会演变出什么样的恐怖景象。
尤其是会先对城市产生冲击，而城市里出点事，可比乡村出事更容易被重视。到时候各地的县令、州牧会怎么处置呢？
他们会和刘钰一样觉得，这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向前走的代价？
还是会担心破坏稳定，危害天下安定，从而选择打压新事务呢？
感性的十三经，既没有教给官员人类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也没办法定义新时代曙光之下的好还是坏。
越是旧时代的好官，越可能阻碍新时代的进步。
康不怠等人一直和刘钰走的很近，作为心腹人，他们有自己看待这件事的角度。
不只是和数万里外大顺的官员们不同，也和这里酒馆里的荷兰人不同。
默契地互相看了几眼，都从对方的目光中看出了恍然大悟的神情，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摇了摇头，心想……太难了。
这时候，酒馆里的气氛渐渐狂躁起来。
不知道是哪个醉汉，高声吼着：“以前咱们荷兰是多么强大？现在呢？当年被法国佬逼近阿姆斯特丹，不得不决堤以水代兵的时候，我还没出生。现在，我有的是力气，若是法国佬再敢来，我就要和他们干一场。”
“可惜，摄政们都是一群胆小鬼，根本不敢打仗！当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时候，咱们荷兰能拿出12万军队，现在恐怕两万人都拿不出来吧？”
“要我说，就把那些包税人、那些大商人的钱，收一部分。好好和法国人、普鲁士人、甚至还有英国佬，好好干一场！到时候，我肯定会扛起枪上战场的！”
醉汉的吼叫声搏来了阵阵叫好。
“好汉！”
“勇士！”
“我也是！”
这些无执政官期间出生、长大的人，已经压抑了太久。
自己的日子越发艰难、过去的黄金时代神话仍在、荷兰从当初那个脚踢英法拳打西葡的霸主沦落到如今这个唯唯诺诺的小国，感情上实在是难以接受。
酒馆里的这些荷兰人，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贵族或者世袭执政统治的时代，也对许多年前荷兰百姓承受了欧洲最高的税率一事没有切身的体会。
小国非要戴上那顶不配位的霸主之冠，需要极其沉重的代价。
彼得为了让俄国崛起，执政的三十年，让俄国的平均身高降了三厘米。
荷兰为了争霸，在黄金时代承受了全欧洲最高的税率，以及按照人口比例最高的国民战死率，加之分配的严重不公，压的平均身高还不如大顺北方。
但那一切都过去了，无执政时代出生、长大的这些人，并没有那个时代的惨痛记忆，因为那些记忆太具体。
而模糊的强盛、霸主，反倒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容易被记起的特征。
康不怠感受着这种狂躁的气氛，心道狂热，但是否持久呢？
如果真要是法国打到了阿姆斯特丹、大顺夺取了南洋、整个荷兰面临崩溃，你们是否还愿意奋战到底、奉献一切？
…………
回到住处，年轻人连夜将这些东西总结出来，就要休息了。明天他们还要继续去别处看看，第二等级以下的三个等级，他们都要接触一些人，询问一些事，寻找他们的“刨除掉包税制和严重不公外的共同的不满的感受”。
也就是，新时代特有的痛。
这种特有的痛，就可以全部甩给摄政寡头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