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先知”，此时确定已死。并且这个“先知”，一生为臣，但在不问世事从赤松子游之前，却说了一些明显超越了“臣子”这个范畴的关键的话，并且留下了文字的东西。并且，这个“先知”，在不问世事之前，留下的文字东西的最后所有者，便是此时的皇帝。而此时的皇帝，年事已高、焦头烂额。当然，大顺这边可能并不太熟悉“先知”这套东西。那么，换个说法。王莽改制前，忽然出现的《周官》等一系列“圣人所作、但被焚书坑儒都烧没了、幸而在墙缝中有一套而得以现世”的东西，有啥区别？王莽说，这就是圣人先王的制度。周公还能从坟里跳出来，否认三连：我没有、我不是、别瞎说。王安石说，不是儒家才是政治正确吗？好啊，我用《周礼》改制，你们反对能怎么办？你苏子由也只能写文章，先证明《周礼》是伪书、不可信，然后才能在理论上反驳我。否则，理论上我就是正确的。只不过。人的寿命太短、而过去的历史又太漫长、考古学也不发达——至少在事死如事生的这边，你去挖人家祖坟、或者去刨人家陵墓，肯定是不行的。故而，这边过去能、也只能，托古改制。包括说，欧洲那边，新教徒、清教徒……实际上，原教旨这个词，本来就是形容他们的。理论上讲，大顺这边至少和天主教还能聊一聊，但和新教清教这群原教派，那真是一点聊的可能都没有……故而其实他们也算是托古改制。到启蒙时代，托古改制，在欧洲实际上已经走不通了。因为……托古，只能往圣经上托。而启蒙时代，圣经本身已经快要圆不上了。于是，只能选择“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托东改制”、“借外讽内”、“构建出一个现实存在，但一般人看不到摸不着、一旦亲眼看到或者触碰就会破碎的理想国”这一套。但显然，这套东西，在大顺是不可能用的，也根本没法用。因为大顺不久前才打赢了一战，并且也完成了环球航行，于是地球多大已经确定、现存的国家里没有一个有资格当理想国的——是都1750年了，居然加上休耕才种1收63实则等于年均春种一颗种、秋收三粒麦的法国农业配理想啊？还是和印度都玩不起要考行政命令禁止穿棉布才能撑得住的英国工业配理想啊？还是那群跑到北美清教徒的“耕者有其田、有形圣人教化、仁爱相亲”的复古配理想啊？既然外部没有理想国。大顺自己这边复古那一套，实际上也是摇摇欲坠——由内而外的扯犊子，大顺这边不正确；由外而内的关键，那些制度、典章等，一堆玩考据学的出书证明多半都他妈假的。而且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大顺人口激增，复古一派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即，即便按照你们说的，王政复古了，井田了，人均3亩地，就算十一税都免了，你能保证吃饱了？古人说，百亩之田、五口之家，人均二十亩地呢。你井田能复古，可你这人均20亩地怎么复古？只要一复古，就能变出来地？还是只要一复古，亩产立刻提升500？故而，对未来的设想、幻想、或者说可以在此时语言和物质条件下理解的不那么空的空想，也只剩下了刘玉那一套东西。老马说：【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而这套东西，此时说出来，太难懂。甚至其实放到后世，识字率普遍提升，对着这个望文生义理解的东西，和老马讲的生产关系的意思都不搭边。老马说的重点从不是纯粹生产，而是说生产关系和分配。刘玉说一半、用一半，解决了一个大顺这边必须不能绕过去的问题——他把【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扭曲成了“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解决了一直在理论上卡着大顺的“本末”问题。虽然扭曲的连生产是为了生产这样的水平都没有。但在此时，扭曲成这样反而是有利于传播的。粮食是为了填饱肚子，人们用粮食而不是爱粮食，所以工商业只是对粮食的一种分配，这句话算得上是大顺发展工商业的“理论基础”，也算是大顺这边一种类似“重农主义”的东西。这句话本身包含两个意思。第一：谈分配，首先得生产。第二：生产够了，工商业作为粮食分配手段，可以容下足够的人口。这，才是刘玉鼓吹在大顺发展工商业的基础。跑到古代，对着最基本的粮食都不够吃的皇帝，不提出一个基本的可自洽的逻辑，上来就勐吹萌芽、重商……多半会和面对着连绵不断农民起义的皇帝对着自鸣钟觉得这玩意儿是奇技淫巧差不多的结果。老马说的很清楚了，商业资本，未必就一定会改变生产力。更大的可能，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寄生，比如包买制、劫夺制等。而这边重农轻商，又不是因为古人都是傻子，纯粹是因为早就发现商业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资本存在时候表现出的极强寄生性而已。人家李悝的原话明明是说搞奢侈品会影响麻纺织业，而鼓励奢侈品是要出事的，结果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托马斯·萌，说政府应该出台政策，抑制国内的奢侈品和浪费，这可不是无名小卒，他被《国富论》称作“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桑弘羊多明显的重商主义倾向却被扣个重农轻商的帽子——啥叫重商主义？亚当·斯密描述的，英国沿海的牧民私自卖羊毛，抓到就砍手、再犯吊树上，那就叫重商主义；英国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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