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读过书的，也是受过传统教育的，《王莽传》自是读过的。
【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廖，一异说云……】
就此时的大顺来看，以史为鉴，不免还是要读先秦到两汉的史书。按照刘钰的说法，那叫生产力飞速进步、社会制度巨大变革的时代。
而以李欗来看，虽然未必能完全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之间的联系，但他也隐约感觉到大顺的情况，如今着实有些诡异。
王莽成事，靠的是谁？
靠的是……当时实际上政治地位有些边缘的儒生。当时真正的政治上的主角，是军功贵族、宗室。
也即，王莽用的是当时的“边缘人”。
为当时的学者，建造了上万间的房屋，善待那些学者。
而伴随着大顺这边由于考据学的发展，不免很多人提出，说逸《礼》，多半是当时刘歆这厮伪造的，是为了为王莽上台和改革造合法性。
是以说，王莽改制，是个非常特殊的“篡位”，和之前之后的都有不同。
真要类比起来，倒是真的像欧洲如今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情况：军功贵族把控政治、读书人处在边缘地位、提出了政治理想，以此政治理想为凝聚力推人上去。
这和后来的纯粹的军事政变、造反什么的，是很不同的——王莽算是“民”选的皇帝，只不过“民”的范围有点小而已，主要是那些掌握着话语权、舆论权的阶层。
味儿，更类似于颜、革，或者别的什么。但肯定和什么曹魏代汉、玄武之变什么的，味儿完全不一样。
王莽改制，是反动。是完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反动，也是儒家复古思潮在高炉铁、垄作法、轮作法、亩产百斤左右的生产力之后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证明其思想在道德上和永恒正义什么的方面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政治经济学上过于反动。
而现在，大顺的情况和过去也很不一样。
一群读书的“边缘人”，在大顺内部的政治中是边缘角色。
一群新的“周礼”、“古书”之类的有社会思想、政治理想的学说不断传播。
一群有力量的阶级，渴望一个更适合他们的制度。
一群人秉持着歪经自然演化出了的“圣西门主义”里的精英思想，把此时的“阶层”分为真正的引路人、既得利益者、其余人，并且破有不少实学派以这种精英主义思维认为自己这些真正的读书人，取代既得利益者，才能引领大顺向前走。
是以，这时候“著书立说”，不免有点刘子俊播古文经学，传《逸礼》《尚书》、定《周官》为经，为改制造势的意思。
如今，人上人心态的实学识字人口，想要政治上的地位；资产阶级想要利益和更加保障他们的利益；一部分理想主义者琢磨着要解决普遍贫困和小农之难。
对外扩张、扶桑南大洋数以十亿计的土地的事实、小农贫困人地矛盾到无以复加的现状、以及先发地区的一些改革已经崭露成果的乐观，一股暗流实际上正在大顺内部涌动。
而这种暗流，在大顺又是以一种什么奇妙的角度切入的。
人地问题。
人地问题，可以是兼并问题，也可以故意避开兼并问题，甚至还可以直接上人均粮食拥有量就是不够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此时的大顺，只是个幌子。
当土地不可加增的时候，视角只能投向兼并。比如被旧党视作王安石未发迹之前野心就以显现的《兼并》诗。再一个，宋朝那情况，对外扩张什么的，也不怎么现实，打不过，扩张个锤子？
时间走到大顺这。
人地矛盾已经十分吓人了。
玉米等作物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使得西南山区的人口都已暴增；地瓜土豆之类的作物，即便作为救灾之用，也是“神物”，原本大灾之后照着三成的人死，现在可能也就死个一成。
是以，土地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这边最容易引起重视的大问题。换句话说，土地、农业，是此时这边生产力、总产值最高的产业。
原本讨论的空间，无非也就是限田、均田。
但伴随着大顺对外扩张，以及扶桑土地垦殖的初步成功，由土地为楔子引出的问题就复杂了。
总的来说，仍旧在讨论土地问题。
但是，现在人地问题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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