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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他的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大顺这边能否继续延续既定的战略，继续在贸易上对英国殖民地持续施压。
在直布罗陀刚刚刚攻陷的时候。
在地球的另一端。
战争爆发的消息，在松苏天津南洋东北等地区是个大事。
可能在武夷、景德等地，也算是个大事。
除此之外，那便算不得什么大事了，大顺大部分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未受到战争的一丝影响。
此时欧洲战场的消息还未传递回来，此时的贸易终究还是要依附于季风，一般来说要到吃粽子的时候，欧洲战场的消息才能传回。
不过，印度那边的消息，早已经穿回来了。
伴随着大顺在印度的胜利、孟加拉纳瓦布的复辟，松苏地区的航运业，也迎来了新一波更严苛的航运管制。
本身去印度倒是没什么可管制的。
但是，商人的德行，所有人都清楚。
不管制的话，海军和陆战队留了血、拼了命打出来的东西，他们转手就能给卖了。
在印度的胜利，影响的不只是印度。
正如大顺下南洋，影响的不只是南洋，而是造成了孟买苏拉特等地的棉纺织业暴乱一样。
大顺在印度的胜利，除了对印度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大顺拔掉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线。
波斯、土耳其、红海等地的贸易线，现在由大顺这边接管了。
这和南洋的问题类似。
南洋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培养了南洋的“棉布消费贸易”。只不过之前是苏拉特布，大顺下南洋之后是松苏布。
而波斯、红海、土耳其等地，大顺之前承接了荷兰的遗产，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争来争去，在生产端主要也是孟买布和松苏布之争。
有个很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孟买距离波斯，要比松苏去波斯，近得多。
如果不进行严苛的商业管制，应该说，很快就能看到大顺这边的商人，去买印度商品去往波斯卖了。
终究，在之前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大顺真正的敌人，英法荷什么的都压根排不上号，真正的敌人始终是印度，甚至可以说从大明中期出现了世界市场的概念之后，中国手工业参与世界贸易的最大敌人就是印度手工业。
大顺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品，重合度还是挺高的。至少相对于欧洲而言，重合度高得多。
航运距离、人工成本、如果摧毁印度手工业……等等这些问题，需要大顺朝廷这边以强大的管控力和限制来完成。
现在更多的、更系统性的管控政策还未出台。
但借助之前的“特许贸易公司”的模式，这种管控才是还可以用这种官督商办的方式，逼着商人只准买国产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等地售卖。
在朝廷看来，军队拼死拼活赶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不是让这些商人去倒卖印度商品去波斯土耳其的。
尤其是工商贸易体系内大量的实学派系出身的人，他们对这种事深恶痛绝，在三观上就坚决反对。否则，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就成为朝廷出钱帮着商人去搞商业殖民地了，那和他们学到的原始积累是为了工业发展的思路完全不同，而是走上了原始积累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邪路了。
大顺这边，讲究个以史为鉴。
而“史”，近在咫尺。此时距离大顺下南洋也没多久，大顺的实学体系一直以来都在批判荷兰的殖民模式。
说荷兰就是商人误国，以国家力量为基础，只为极少数商人发财。
偌大个南洋地区、那么大的殖民地，能把本国的纺织业干死，这一直都是大顺这边的反面教材。
当然也包括英国东印度公司，逼的英国纺织业暴动和1701大请愿，这也是个反面教材。
在这种三观氛围下，这种管控心态也就可想而知。
即便大顺这边在欧洲口口声声喊自由贸易，但实际上践行的依旧是老马的总结：【早期工业，没有特权和保护是不行的】；【剥离土地、对被剥削者的残酷立法、补贴、特许公司、军队和舰队、强制本国商品优先等等，这些都是工业资本家产生的条件】。
此时，对于航运和贸易的进一步管控，暂时看来，商人们的反对情绪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
因为之前他们在波斯和红海，要不得不面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而现在，这种竞争消失了，被朝廷用暴力手段解决了，在短时间内他们的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