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特勋爵师承博林布鲁克子爵的思想，在英国这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上，他建议乔治三世打破党派的分界。
尤其是打破“托利党人不得入阁”的政治规则,从而避免“托利党人的仇恨，和他们试图引外国势力来推翻汉诺威王室的倾向”。
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
从汉诺威人来到英国后，托利党人就受到严重的打压。
从1715年那场“反对德国人来当英国国王”的骚乱之后，托利党的绅士们第一次不能再像传统上那样，在陆军、海军、公务员和教会等公职中占据优势。
陆军中的托利党军官被剥夺了佣金。
托利党律师不能成为法官。
托利党圣公会神职人员不能再成为主教。
托利党商人被拒绝在任何大公司签订政府合同或担任董事职务。
这种党争带来的问题，其实很正常。大宋新旧党争,争到最后，也是这样,我上来就把你干死、你上来就把我干死。
虽然托利党人，一直在标签上，和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雅各布派划清界限。
但是，实际上这种界限并不清晰。
实际上，如果后世去研究英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一個非常有趣的小细节。
托利党大家族的很多信件，作为后世的古董，1715年之前非常多；1760年之后就更多。
唯独从1715年到1760年的这45年间，托利党家族的很多信件，似乎出现了空白。消失了。
因为……这些信，很可能不是在联络路易十五、就是在联络查理十二、要么就是在联络流亡的斯图亚特家族的人。所以，这些东西，必须销毁。
从阶级的角度上讲，英国此时仍旧是一个乡村力量大于城市力量的国家。
托利党扎根乡村，作为乡村士绅，在乡村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但是,英国此时的推举制度,以及按照宗教、种族和家庭收入是否达标来确定是否算人的标准，以及十分不合理的僵尸选区问题，使得托利党无法在议会取得优势。
简单来说，英国此时的经济结构，是乡村胜于城市、旧乡绅胜于新兴资本和新贵族。
但是，新兴资本和新贵族，通过邀请外国人来当国王、以及大量的钱来收买僵尸选区、以及国王对于支持斯图亚特家族的托利党下了禁止入阁的禁令，从而达成了一种和经济基础并不匹配的政治结构。
这种统治的一个标志，就是1715年出台的《骚乱法》：凡英人超12人之聚集，皆可视作暴乱。
因为乡村普遍出现了对德国人当国王不满的情绪，在乔治一世的加冕典礼当天，爆发了几千人规模的骚乱。
之后更是冲击了伦敦证券交易所，认为“股票和证券是辉格党不道德的寄生和增长的象征”。
“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国王”、“真正的国王很快就会回来，德国人只能滚回去种萝卜”之类的呼声，更是此起彼伏。
从1715年一直持续到1750年的持续不断的骚乱、反叛、起义等等，一直都是托利党人在背后操控。
乔治三世的爹，给了这些托利党人一个希望。
他爹还是世子的时候，承诺说：要打破新党旧党的限制，内阁不再因为党派之争而排斥托利党。
但是他爹还没继位就死了。当初托利党的几个领袖人物,也纷纷死在了乔治二世拉屎而亡之前。
乔治二世这辈子最大的喜事，也就是他儿子死在了他前面。
如果，一切按照旧的历史轨迹，托利党基本上就要消亡了。
因为历史上七年战争英国大获全胜，胜利掩盖了诸多的问题，随后就是印度那边的殖民大发展，大量的白银从印度运回来作为原始资本，工业革命开启，乡村不再拥有对城市优势，最终城市在经济基础上支配了乡村。
但现在，一切变得不同了。
斯图亚特家族的人，还在外面。
直布罗陀之战，英国全面恐慌。
对于欧洲战局的参与，使得民众对于“保汉诺威”的行为更加不满。
而从1715年开始的托利党禁止入阁的禁令，又使得辉格党产生了分裂。
道理也很简单。
既然托利党都无法入阁了，那么党争怎么办？肯定是辉格党自己分开，自己玩啊。
皮特为首的爱国辉格党，与托利党曾有短暂的合作，把爱国者党推了上去，但也扩大了“英国的国王、还是德国的国王”这些言论的影响力。
虽然，乔治三世真的会说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