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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也要去那边分地，说的天花烂坠，也不知道具体怎样。”
赵立生从口袋里摸出来一块冰糖，递过去，自己也填口里一块，品着冰糖的甜味，脸上便露出了笑容。
“过的挺好的。我大哥、二哥他们都去了。不过他们去的不是大岛，而是新苦兀。”
“我哥的信上说，挺好的，气候可比关东强得多。至少，比黄龙府可要缓和不少。之前兴国公就派人在那边，养了不少的牛马，到了那边，牛马都不缺。”
“就是都不怎么会干活，还得训牛马，不然压根不拉套，也不拉犁。但是地是真多。”
“而且，听说大岛那边有被蛇咬死的、又被蜘蛛咬死的。新苦兀，那真是一个蛇都没有，也是怪了。”
“那里粮食、肉、酒什么的都便宜。就是衣服、布料、铁器什么的贵。在那边，种地不如干木匠活、会铁匠活。”
“我觉得挺好的，肯定比咱们之前在宝石矿那卖命要强。”
南大洋的授田，是他们这些需要服役十多年的正规军的福利，也算是朝廷在他们身上给的最大的一笔开支。
如今军中的人大体上相信，朝廷基本上不是把他们当做丘八，而是基本上把他们看成是人。
毕竟能分给他们土地——当然，荒地不值钱，值钱的是去荒地开垦的船票和农具——就这一点来说，他们的战斗力基本还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赵立生将他哥哥给他的信上的内容一说，就不免谈到了另一件事，有道：“我听说，好像朝廷让咱们去那边的原因，还有一条。说是因为那边的夷人不少，咱们占了他们的地，可能咱们去了，还免不了要拿枪。因着咱们拿惯了枪，所以朝廷才把咱们往那边送。”
这话说的简单且实在，赵立生同伍的伙伴笑道：“这不算什么。咱们营里那些上过学的，不都说什么‘土改’吗？其实咱们去南大洋，也算是一种‘土改’。把人家夷人的地，抢到自己手里，这不就是一种‘土改’吗？”
“你是不知道，我当年为啥去邦加锡矿？我们客人在两广，那也要和本地人打，抢地、抢水。整日械斗，后来没办法，只能下南洋了。”
“咱们跑到南大洋去，抢人家的地，人家当然不乐意了。既不乐意，那肯定要干咱们啊。”
“就像咱们营里那些上过学的人说的，在国内不敢土改，那去了海外还不敢土改吗？万丹不是改了吗？锡兰不也是把荷兰人的地给抢了？但说起来，荷兰人又是抢的谁的？”
虽然赵立生的同伍伙伴，不能准确说出把土地归生存在此上的人所有的原始部落的自然公有思维，改成土地私有制，所要面临的种种争端。
但在大顺这种土地私有制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地方长大的人，对于土地私有制那真是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
这种理所当然，和别人认为的理所当然，不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时候，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这种土地私有制理所当然的延伸，应该是愿赌服输、弱肉强食、被兼并活该。所以，传统的井田授田和原始平均主义的思潮，才会有如此活力，因为人们盛赞自己兼并别人、却在自己被兼并和吞并时候嚎哭不满。
欧洲之所以之前没有这边这种数百年一次大洗牌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农业生产力不足，主流还是条田制、份田制、村社制，压根没有普遍意义上的主流的土地私有制和完善的地契土地买卖制度。
大顺在南大洋的移民殖民活动，也就理所当然的加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冲突。
比如一片河谷地，大顺去了，划分给个人；而原本土地上的原住民，难免觉得不能理解，凭啥这片地就是你的了？
而大顺这边的移民，则秉持着这种想法：我开荒出来，这片地就是我的，在国内也是如此，官府也是认的。甚至我们家常年在这片林子砍柴，那么官府也默认这片林子是我家的。
从这种传统来说，大顺，因为这种私有制思维，其实最具备日后成为资本主义最后堡垒的潜质，但要提防小资反动社的那种输不起却又不想动所有制的空想。
于此时，尤其是此时正值对外扩张的阶段，这种自中唐之后就已经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使得大顺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无比顺滑。
输不起是只有输了的时候才会输不起。
一旦开始赢的时候，那么赢的一方，人人都会支持赢了划一块地属于自己。
大顺的情况过于特殊，以至于大顺在输的时候反倒一致；而一旦开始赢，反倒分化。
输的时候，反对游戏规则本身、和反对我输了的人，是同路人；而一旦开始赢，反对游戏规则本身，和反对我输了的人，就是陌路仇敌。
不过，于此时，对这些大顺特殊的长期服役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