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官道柳，采掇有饥妇。
年年旱魃杀五谷，客米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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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钱仅一斗。
有饭柳作齑，无饭柳作糜。
丈夫失纤因病死，妇食老姑兼乳儿。
春风飘飘柳已深，枝叶老梗伤人心。
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最起码还有个州城、府县的底子。
而另一个漕运重镇，张秋……
《张秋志》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昔者漕运重镇，夹河而城，襟带济汶，控接海岱，输贡咽喉，南北要地。五方商贾辐凑，三邑物阜齿繁。自兴国公行海运，始而萧条，继而凋零，不啻迅风之扫秋叶。廿年间，城廓是而风景非。
夫志也，一郡一邑之史也。张秋无郡之名、非县之邑，而有其史，可谓兴矣！
自行海运后，张秋再无其史，此张秋之绝笔。
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弄到绝望，弄到士绅写下了“张秋之绝笔”这样的词，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
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多少还能有些贸易。
但也仅限于此了。
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全都得死。临清的那八万人，可能也就能剩下三万。
当然，也不能说，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首先一点，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一切配置、水利工程，都不是围绕着灌溉、发展农业生产来的。
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仅有的汶、泗诸水，泰、沂、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
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
这个问题，从明中期开始，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
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沿途的河流，都要为漕运补水。
而漕运的时间，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那时候不缺水，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又要往外排水——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用不了；雨季不要水的时候，往外排。
听起来，刘钰行海运，解决了漕运问题，应该是个好事。
但问题在于，数百年间，频繁的水利工程，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
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养活了一定的人口。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
废掉漕运，是个系统工程，因为“非废运河，无以治黄”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
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
只说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不是说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
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废掉运河，大量的人失业。
本身，运河区就是闻香教、白莲教、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各式各样的变种，层出不穷。
废运河之后，鲁西北、鲁西南地区，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
战乱，起义、厮杀，围剿，这又是一波破坏。
最后，就是一些决定性的、根本性的因素。
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海军基地、新学兴起外，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刨除掉这两个地区，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
在取消了人头税，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隐匿人口已无必要。
统计之后，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
2200万人，7500万亩耕地——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鲁西南、鲁西北地区的复种、套种、两年三熟率，也只有30——实际上，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
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就这个样了。
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都是围着运河、漕运、盐运打转的。
平准亩产是多少？算上复种率，其实顶天说，也就200斤，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
人均三亩半地，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
听起来，好像还行。
但现实不是均田的，不能真的去算“平均粮食占有量”的，平均不了。
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
现实也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