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三项，并无长处可学。那么，反过来说，南洋印度之棉，极其廉价，中原种棉无利可图，那么圈地种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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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意义何在？”
“若为种粮食卖钱，工商业最兴盛之地，方需大量粮食，然而南洋米、辽东麦，乃至朝鲜米，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即便一个价，加上运费那也便宜……那圈地种粮，也无利可图。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
“除了粮食、棉花、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还有啥东西，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
“况且地租本高，又有高利贷压身，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
“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但其三意，也不过得其二而已。淮南圈地，是为了明确产权，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是为了种棉，利润更高。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
“所以，圈地三意只得其二，这已经是最像的了。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
“只要朝廷允许原棉、棉纱、粮食、油料等，源源不断入河南、江汉，则无需担忧圈地事。绝无可能。”
“我也根本不是担心会出现圈地事。圈地，是让原本五户折腾的三百亩地，只余一户做工折腾便是。剩余的滚去做工。本朝的兼并，是让原本属于五户的百亩地，属于一户，其余人皆为佃户，缴纳租子。这些佃户，欲去做工、欲为契约长工去海外垦殖而不得。”
“殿下担心的圈地，担心的是佃户无业而为流民。此事我敢打包票，三十年内，中原绝无可能发生，因为没啥可种的能让获利高过收租子。唯一可能的，或许是种烤烟？但这玩意儿，最多也就靠近铁路的一二个县，顶天了，问题不大。”
“要解决的，还是兼并问题……此事或可解、或不肯解、或不愿解。既如此，那么修路本身，也是有利的。”
“若有灾荒，可赈、可济、可抚、可剿、可输粮、可以工代赈修路挖河。”
“或者，若朝廷真有社稷长久之愿，敛财聚力，集中力量，移民海外。”
“亦或者，相信工商业发展下去，能容下半数人口。一切以工业化为目的，期间安抚百姓，均其田亩，使之少地主之租，足以苟活于转型完成。”
“殿下可知，江南一些地方，怀念前朝洪武时候，说那时候赁官田，四成租，现在有人思念当时，竟怀念为善政、保民之举。”
这里面一些东西，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像是大顺的土布生命力之顽强，刘钰压根就不觉得国内市场能有多大。究其根源，就是劳动力已经便宜到，哪怕费劲吧啦地把棉花纺成纱线、织成布，整个过程能多买五斤米，都会有人去干，因为要不然这劳动力是空闲的，连五斤米都换不到。
修水利、修路这些工程，如果能给米，这当然是条正途。最起码，路，水利工程，这都是财富，也是在提高生产力。
如果朝廷能花钱，有计划、有目的、有执行力地，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疆、海外，那也是提高了生产力、释放每个小农的极限生产力。
在这个时代，实学派里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后者。
因为前者，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据了的无奈选择。
大顺的实学派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可以算出来：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产力，是巨大的。能种百亩，无地可种，只能种三亩，扔到能种百亩的地方，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三十倍。
除了刘钰等少部分人外，实学派的多数人，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进。
他们支持均田的原因，是想扔掉地主这个中间商，学英国，搞五一农业税，把农业税税率拉到20，利用十几亿亩土地，一年拉到一亿两的农业税盈余，把这一亿两的农业税收入花在造船、移民上。
拼上三十年时间，移个上亿人，占满已经确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阳光普照之地，重走一边西周分封殖民的路，中原做周天子，并且利用中原的先发优势发展工业，把“分封垦殖”区，全部变成经济体系内的配套部分。
类朝鲜国之纸、日本之米、爪哇之靛、印度之棉，以管仲之轻重聘币术控之，不得不朝。
但显然，这么搞，大顺必炸，李家多半必死，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复辟旧政，武装清君侧。
这就是皇帝担心的“王莽改革”。
而要是不搞，也是多半必死。那就是刘钰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
这也是皇帝苦恼的“王朝轮回”。
不搞激进改革，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相反还必须得做一些事。
今日太子大张旗鼓地来找刘钰谈铁路的事，而且还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