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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祥子说的遭遇，忍不住摇了摇头道：“此事，不过也就是扬州之乱的复刻。自蒙元时候，京西之煤皆用骆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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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铁路转运煤斤，恐有碍贫民生计，这句话，大抵不能昧着良心说是错的。”
“只是，国公在松苏的改革，应该还是明白何为对、何为错，是不是说，这只是变革的代价？”
刘钰呵呵一笑，并没有评价牛二的“代价”之说，却道：“这人干了半辈子，终于积攒下来了一匹骆驼，准备靠着运煤挣钱。从一匹骆驼干到几十匹，自己开个骆驼行。换成你，大约是你好好干了许多年，眼看着要升中将了，结果宣告所有非科举出身尽皆裁撤。”
“其实他拿着炸药把铁路给炸了，或者直接买枪杀我，也可以理解，还得赞一句好汉。对吧？”
这里面刘钰在暗戳戳地逗闷子这些实学出身的人，依旧还是宋明时代的读书人就该高人一等、做人上人的心态，说他们和这些小生产者的想法差毬不多。
但三观上的差异在这，这种逗闷子，在牛二看来，倒像是一种肯定，
至于算不算好汉，牛二也是在爪哇组织过奴工起义的，对此倒是没什么异议。
变革到底是什么样，牛二这种在爪哇亲身经历过，也观看了松苏改革全程的人，对于变革的理解，肯定原本那些坐在家里读书的人要强。
他对变革的理解，就是四个字：你死我活。
就像他在万丹搞土改，不想土改的当地贵族，大可以起兵反抗，只要打赢了就改不了了。
亦如刘钰在松苏搞盐政改革和废盐垦荒，不想废盐垦荒和盐政改革，也大可以起兵反抗，并且事实上也确实爆发了盐工起义，但最终还是输了。所以淮南的草荡成了棉产区；扬州衰败；海州的大型晒盐场源源不断地生产食盐供应南方诸省。
这些实学派的人，对明末的起义，大抵也是这样的看法。不想苛捐杂税不想饿死，那就反抗呗。
区别只在于站在哪边看这件事。
好汉，未必是好人。
《水浒》也流传这么久了，好汉和好人的区别，大顺这边那是相当拎得清的。
现在刘钰说要是这群人拿炸弹扔他，也可称之为好汉，牛二看来倒也确实。按照大顺民间的好汉标准，那些在南洋挂在桅杆上风干的绞死的本国百姓的尸体，很有一部分是可以算在好汉的范畴内的。
那些寺庙租地种地的百姓、那些没攒出来骆驼靠给人牵骆驼干活的人、南苑不能垦耕还要维护皇家南苑的靠海柴弄点油盐钱的海户、那些之前投资了小煤矿被大资本大煤矿干破产的窑主……在牛二看来，反抗都是合情合理的，问题在于他所认为的进步派，能否拥有足够的力量，镇压他们的反抗。
如果说的再现实一点，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所认为的“进步”，是不是皇权所认可的？
大顺的皇权很强，强到皇帝的态度，可以决定很多事的走向。
皇帝支持，那就是碾碎那些反对向前走的力量。
皇帝反对，那就是伤民、害民、贫民无业谋生。
然而皇权最怕的东西，恰恰就是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旦这个目标明确存在，那么皇权本身就是去了神圣性，唯有那么明确的目标，在那些人的眼中才具有神圣性。
天、神，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天的神圣性就是皇权的神圣性。
一个具体的目标，或者说点再小一点，一条铁路、一个工厂，这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么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这些实学的新学派而言，本身具有神圣性的时候，所谓的皇权，其实也就是一种强大的惯性而已了。
甚至于，一旦这种进步主义的思潮成为主流，皇权在神圣性上，就只能作为时代进步这个神圣性的附庸而存在了。
这对皇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皇帝可以做一些事、做一些技术上进步的事；但绝对不会允许，某种进步或者某种公平，具有神圣性。
对皇帝而言，重要的是，这件事，是因为朕让你们做，所以你们可以做。
而绝对不能是，这件事，因为是对的，所以要去做。
哪怕，到头来这件事还是做了，而且看上去结果好像区别不大。
故而，现在这种情况，牛二说“以铁路转运煤斤有碍贫民生计”这句话本身没错，说到底，感叹的还是皇帝即便知道这句话的确如此，但依旧支持修筑铁路。然而将来，谁知道会怎么样呢？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的故事就摆在那，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他不是很在意这些人的命运，他希望从刘钰这里，得到一些“这么做是对的、必要的”之类的答案。
比如他说的“这都是必要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