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道理虽如此，在内部做起事来,终究要比殖民地麻烦，不得不考虑内部的利益冲突。
这一次修从门头沟到京城的铁路，得罪了许多人，大体上分为三拨。
一拨，就是南苑那些卖海柴的海户、海民。
一拨，是赶着骆驼运煤的，京城之前有许多骆驼，就是干从京西到京城运煤的活，现在全失业了。
最麻烦的一拨，就是京西的一堆和尚了。
静明寺、潭柘寺、戒台寺，这几家寺庙，可谓是鼎鼎大名。历史上京城的煤产业，很多故事也根本绕不开这几家在京西的大寺庙。
里面最次的静明寺，那也是有大明英宗皇帝的敕碑的。
而潭柘寺、戒台寺等，更不必提，混的比静明寺强多了。
麻烦之处，就在于这里是京城附近，而且是僧侣，刘钰在京城束手束脚，没办法重拳出击。
更不好弄一波类似于当年在松苏地区，利用外来人口招致的社会传说,搞冤假错案，逼着和尚说谣言是自己传的，从而没收土地、拆了寺庙、转移矛盾等等。
之所以说这几家寺庙，在京城的煤产业历史中鼎鼎大名,那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门头沟圈门附近,有一座窑神庙。所谓窑神,就是矿工祭祀的行业神，因为挖煤死亡率甚高，死人非常正常。
而这尊窑神庙的传说，那就非常有意思了：静明寺的和尚开煤窑，强迫劳动，传闻中有微服私访的官员，被静明寺的和尚骗到煤窑里干活，高墙大院、护卫森严，又跑不出来，最后这位官员终于逃出去了，于是严查了京西煤窑的煤奴问题，于是被挖煤的矿工修庙祭祀，视为保护神。
这个传闻多半只是个传说，但传说多半来自生活。
至少从现在已有的证据来看，明英宗后，再到满清顺治年间，再到更往后，确确实实有不少“煤窑开办合同”存世。
里面画押的“地主”一栏，明明确确写的都是静明寺的高僧，毕竟正常人不可能叫地主明祥、地主性还……这一看就是和尚，正常老百姓不可能起这样的名。
其实既然四川京城都是中国，那形式也差不多。井盐是分成制，这边的煤窑也是分成制：一月三十天，其中五天的产出归和尚所有。
这是明面上的契，阴阳契，阴契还涉及到寺庙产业免税等等问题。
说白了，这就是资本家一直头疼的“土地私有制”问题。这地底下的煤，凭他妈啥归和尚所有？还有川南的盐，凭啥归地主所有？
这就是资本家和地主的矛盾。老马说过，对产业资本而言，地主就是一群无用的累赘。
至于潭柘寺和戒台寺，那也是在历史上出过“大名”的。
历史上京张铁路支线修筑的时候，要占用潭柘寺和戒台寺的地，于是潭柘寺和戒台寺的人，凭借和朝廷的关系，都是敕封的寺院嘛，遂找人言“转运煤斤，恐有碍贫民生计”。
这样的事，类似的事，自然会在大顺这重演一遍。
这不是特殊性的愚昧，这是普遍性的反动。
这要是在偏远的山高皇帝远的地区，或者在殖民地，那简直不要太简单。
直接上军队，打砸之后，安插罪名，就像刘钰在松苏地区办那个谣言案一样，屎盆子扣上，批臭弄臭；或者狠一点，直接土地全部法理上官有化，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搞得那样。
亦或者，最终解决方案，就是上意识形态，生产资料和土地矿产，到底归谁所有，辩经告诉天下人，地底下的矿产不该归地主所有。当然，讲道理还是得靠暴力支持，批判和武器的关系，终究是相辅相成的。
只可惜这些办法，在京城，都不能用。
那就只好照着一里铁路一万两银子的钱来花，各方面得要调和。
一些私营的煤矿还得按月给静明寺、潭柘寺等上供；占地的时候，还只能租寺庙的土地，按年给租子钱。
这里面京城寺庙的人际关系过于复杂，不像是川南井盐那样，可以直接上军队，摁着头要求荒地等收归官有，也不用怕什么“厉王之暴政、官有山泽大害民”之类的屁话。
按照欧洲启蒙主义者的说法，大顺是最讲法律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法律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私有制下，不管是占据井盐产区的地主，还是占据煤炭产区的地主，想要开矿，就得征得地主同意。这不是买不买、卖不卖的事，人家就要“一个月一结，五天的产出归我”、或者“盐一个月一结，十天的产出归我”，那咋办？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大顺的第一个正规的蒸汽机车运行的铁路站，也就是西直门附近的铁路站，成为了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一个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