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另有用处。
当年军改的时候，刘钰就说过野战、会战、清剿治安改土归流战之类的区别。
也说过当年前朝在西北和蒙古人整天开片，打无甲的蒙古人，打出的经验就是火枪不需要破甲，而是需要乱中速射，所以三眼铳之类的东西大行其道。等着对付大明龙虎将军学习大明开国军制搞出的“洪武永乐年明军”的时候，力不从心。
也说过大顺在西南改土归流的实战经验，实战出来的结果，就是走的一堆弯路：打西南土司，打出的经验就是堆一大堆奇葩的炮。
小的、大的、甚至出现了炮兵轻重分化无中口径野战炮的歧路，要么弄出一堆两个人就能抬着走的小口径炮实则是大火枪来加强火力“欺负”无炮的土司；要么就搞专门攻碉楼攻城墙的超重攻城炮之类的东西，来满足西南改土归流战场的特殊化需求。
但这种“治安战”的特殊经验，打菜鸡确实好用。
但和臭棋篓子，越下越臭，真和国力水平相当的打，能被人的炮兵把屎打出来，效果并不好。真遇到了野战炮正规化的部队，是要吃大亏的。
皇帝打仗实操不行，但道理还是能懂的。
一个在西南改土归流和在川西平叛中锻炼出的将领，能否担得起大规模野战会战统兵的能力？
那些在西南改土归流中的野战经验，将来在可能的野战会战中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
为帅为王者，关键是物尽其用。
要执掌京营之类的野战部队的将领，要从哪挑？
显然，要从征准、伐日等这种大规模野战的战场上挑出来。有些东西，尤其是大兵团会战的东西，只靠学兵法或者纸上谈，终究差点意思，也不是从对付土司的那种战争中能学到的。
而马浩川从西南改土归流到川西平叛刷出来的经验，将来应该用在哪？
皇帝是有考虑的。
准确来说，马浩川是皇帝留给儿子做“驻印大都督”的候选人之一。
因为，打印度的将领，皇帝选的是跟着刘钰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新人，他们和刘钰的关系太深。
打完野战定下胜负之后，是要调回国内一条龙的——封爵，枢密院养老，收兵权。
而将来在印度驻军的将领，未必要会打大规模野战，但一定要擅长小规模的清剿、奇袭、快速机动、提前瓦解等等。
或者说，将来需要一个治安战高手，而不是一个野战会战的高手在印度。
皇帝对印度真的是非常感兴趣的。
感兴趣的原因，不在于贸易。
没有人告诉过皇帝，或者说，皇帝不是一个穿越者，所以皇帝压根不可能知道，历史上东印度公司在鸦片贸易之前，第一收入是印度的土地税、第二收入是印度的食盐税。
但，李淦是大顺皇帝。
所以，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也不需要一个先知来告诉他：那么大、富庶、人口众多的地方，想赚钱，排前二的肯定是土地人头税和盐税。
这个道理，跟天朝皇帝讲，就好比神秘兮兮地告诉天朝皇帝：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一样，纯他妈废话。
皇帝心说我还能不知道最赚钱的是收土地税人头税和盐税？
工商业赚钱的意识，需要皇帝有极高的开拓想法。
靠土地税和盐税赚钱的意识，需要皇帝不是白痴就够了。
当然这也和传统、国情有关。
所以最先想到在印度搞土地税想法的，是法国的东印度公司的杜普莱克斯，而不是以商贸立国的英国。
以至于后期有段时间，明明东印度公司都控制盐税了，英国工业资本还要求公司放开盐税，以便英国制盐的能跑去卖盐，理由是“垄断盐严重损害了印度民众的健康是不人道的”，被东印度公司在议会一通臭骂嘴上都是百姓心里都是生意。
而对大顺来说，收土地税和盐税，那简直就更国情和传统了。
刘钰在印度画的饼，没有说对国内工商业的促进，甚至也没法说，说不通。
因为如果没有一场瓦解印度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天灾、人祸，去印度卖棉布那也和跑松江府去卖丝绸、去景德镇卖陶瓷、去虾夷卖咸鱼差毬不多。
而皇帝看到的饼，也是印度的土地税、食盐税。
所以这个饼，对知道现如今印度的中央集权崩了、印度各节度使互相征伐、阿富汗那边再一次冲进印度劫了德里之后，皇帝的心思已经是定的不能再定了。节度使互相征伐，还能缺的了石敬瑭？
稍微一算，就知道至少2000万两的土地税、600万两的盐税。
每年。
皇帝焉能不谨慎为将来挑选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