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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拜完了黄河,走到众人旁边,拉着缰绳的时候,忽然猛力地呼了口气,似是下了什么决心。
翻身上马,故意用一种高亢的、仿佛要冲走刚才的那些抑郁情绪的语气,大喝道:“儿郎们,随我回海州!”
说罢,竟也不等身边的护卫和随同前来的孩儿军,一马当先径直冲了出去。
史世用等人赶忙上马,追赶过去。
一路烟尘,竟少停歇,不日到了海州。
再入海州,盐商们自有耳目,只说兴国公这几日根本没在盐场长久停留,反倒是在黄河岸上驻足数日,实不知是何等打算。
盐商们越发感到困惑,怎么都看不明白了,心说这么大的事,或者在海州、或者去扬州、亦或者去盐场,都能理解。
可是,跑黄河堤上干什么?
还听说跟兴国公一路来的孩儿军,这几日散出去,有些人在打听私盐贩子。
朝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皇帝修完了淮河,还要修黄河堤,觉得上次在扬州要的钱要少了,可已经要过一次了,这一次也不好再伸手,却叫兴国公来要钱来了?
若这么想,似乎竟也解释的通,否则孩儿军怎么来查私盐贩子、却不查官盐贪腐等事?
海州这边的盐业总承包商郑玉绩这几日也没闲着,将这边的情况快马加鞭地送去了扬州。
淮南、淮北,至少在盐上,那是一荣俱荣、一废俱废的,没有橘枳之别。
…………
得到消息的扬州,几日后也乱成了一团。
几个大的淮南总承包商,抛却了平日里的明争暗斗,坐在了一起,讨论着这一次朝廷派刘钰去淮北的意思。
只从这一次盐商密会的名单上来看,会感觉这一次盐商聚会过于魔幻。
天保府的何家、天波府的闫家、西京的张家、大同的马家、蒲州的韩家、安徽的汪氏、邹氏、郑氏、江氏……
平日里他们的关系可不好,相当不好的那种不好。
秦晋商人与徽商之间的斗争,可是从明朝中期就开始的,两边的商贾基本上是不结亲的。
能把秦晋商人和徽商聚拢到一起谈事,足见这件事对盐商来说已经严峻到了什么程度。
历史上,明朝的“商籍科举之争”,只是两边斗争白热化的表现,可不是两边斗争的开始。
历史上,最终徽商全面胜出。
而如今这个时代,两边则是平分秋色,还未彻底分出胜负。
这和大顺的勋贵皇族都是陕西人,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太大的关系。
主要原因是满清和大顺起家的位置不同。
历史上的满清本身就起家于辽东,征服了蒙古,然后南下窃取神器。
如今的大顺是被怼到了荆襄,在荆襄绝地反击,一步步反推回了辽东。
这就产生了区别。
对辽东犁庭扫穴、对西北蒙古用兵作战,需要商人协助办后勤。明朝的开中法,正是这些秦晋商人崛起、深入两淮盐业的巅峰。
历史上的满清,是往南打,北边本来就是他们的老窝。
大顺是往北打,需要深入辽东、蒙古。
历史上的满清,用不着秦晋盐商来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的前几十年,不是很用得着,即便用规模也没那么大。
而大顺,往北打,就需要秦晋盐商帮着办后勤……至少在其开国之初犁庭扫穴的阶段,很需要。
于是这个蝴蝶的翅膀,就导致了此时和历史上的区别。
历史上徽商凭借地利和宗族人脉,因为满清前期不需要秦晋商人办往北打的后勤,所以秦晋盐商衰败了。
现在,徽商依旧凭借地利、宗族、人脉、祖上百余年的积累,却只比那些陕西、山西的商人略占优势,不能做到历史上几乎的“清一色”。
明朝需要防备北方,尤其是土木堡之后,所以特殊的“商籍”里,秦晋商人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37个进士、82个举人;而江苏浙江安徽的“商籍”,从正统十四年到崇祯最后一年,一共出了12个进士,35个举人。
而满清对北方防御的迫切性没那么大,所以扬州地区的秦晋籍商人进士、举人数严重降低;而作为对比,单单一个徽州,41个进士、94个举人。至于别处的,江苏浙江的商籍都算上,那就直接把秦晋商籍的人甩没了。
同样的,这种军事环境的改变,在大顺这里,就体现的非常有意思:开国前五十年,秦晋这边的商人科举的人多;但开国五十年后,渐渐少了;到开国80年以后彻底征服漠北蒙古后,不再依靠盐商而是依靠陕晋的皮货、茶叶、放贷、碱面商人后,数量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