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历史上甲午年败给了从未想过会败给的小日本，国内精英阶层的心态也不是这种梦魇，而是全面转向了“变则通”。
基本上，大顺这边的人，很难有这么魔怔的“虔诚信仰”，所以根本无法理解。
就算是传统的那一套行不通了，最多也就是由过去的极端自信，转向为全面否定。
不是教徒，真的很难理解这种“虔诚的信仰”。
更很难理解，当虔诚的信仰，与残酷的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这些虔诚的信仰者的行事逻辑。
要弄清楚这个，首先要明白一点。即在新教的“义利观”之下，贸易是一种信仰。
即【贸易，是我们称之为法律、自由和财产的基础，是世界真正的基石】。
这里的贸易，并不是广义上的贸易，而是狭义的“我赚钱的贸易才能称之为贸易”的贸易。
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产生诸多疑惑，觉得他们说的好像有道理啊，贸易确实能带来好处啊。
之所以觉得一些话他们说的有道理，是因为他们语境里的“贸易”，和后世国人所理解的“贸易”，并不是一个概念。
就像是大顺的佃农和英国的农业雇工，又或者如同大顺这边人均一亩地的“贫农”和俄国那边48亩地的“贫农”；亦或者只交血税且自治的哥萨克农民和村社农奴的农民……名字一样，实则根本不是一样的玩意儿，用自己理解的、或者身边熟悉的东西去套，就会套出许多奇葩的想象。
而放在英国这边，这种信仰与现实的冲突，也就产生了一种“无逻辑”的拙劣。
亚当·斯密的那套“英国资本控制中国航运，由英国在中西方贸易的中介人”、中国货卖给欧洲英国不要的这一套“自由贸易依旧可以解决中英贸易问题”的拙劣逻辑是如此。
更之前的笛福叫嚣着“俄国要不是忙于打大北方战争，完全可以用10000士兵征服中国；30000名英国或奥地利士兵，或者10000名法国士兵，也足以征服中国”。
为什么要征服中国呢？因为“中国贸易的闭塞，违反了上帝的安排，违背了贸易的神圣性”。
如果一直这么想，倒也没什么。
只要讲道理，有一条清晰的逻辑、一个普遍的一致性的理论，对与不对暂不提，至少也算是一种理念。
而不至于出现齐国公感叹的“鸡同鸭讲”的那种情况。
但现实是笛福刚叫嚣完“中国贸易闭塞”，当年就发表社论，要求全面禁止中国棉布、全面取缔中国瓷器，遏制奇怪的中国风园林对英国传统的影响。
并由他的影响力，间接推动了21年的第二加强版《东方棉布禁止令》。直接理由是中国商品导致英国工人失业，导致伦敦等地的毛纺工厂饿殍遍野……
他的建议站在英国的角度没错。
但前面刚高呼自由贸易，后脚就来这么一套，而且还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地来，这就让大顺这边的人很难理解。
在松江府，刘钰和齐国公就探讨过这个“鸡同鸭讲”的问题。就是说中国人的脑子，无法理解新教国家的思维，也很难理解他们的逻辑。尤其无法理解“理所当然”的“理直气壮”。
这个根源出自其宗教传统的“神圣性”上。
因为神圣性，必须是普遍适用的，而不能是在这里有用、在那里就没有用的。不能说上帝在西方管事，到了东边就得让渡给玉皇菩萨河神山神之类。
这种“神圣性”，赋予了他们屠杀、侵略的“正义性”。
就笛福面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能说通？
当然能，舍弃神圣性，舍弃普遍适用性。
用和其宗教完全相悖的实用主义。
就挑明了说：穷则重商主义、达则自由贸易，我就是为了本国的利益着想，本国利益至高无上。
这样一来，不管是笛福，还是亚当·斯密的那一套中英贸易的拙劣解释，就都可以解释了。
但是，这就舍弃了神圣性、舍弃了普遍适用性，也就舍弃了“天赋的正义”。
那法国为了保护本国工业，该不该打击英国，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国利益为上嘛。
印第安人反杀北美殖民者，剥掉殖民者的头皮，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族利益为上嘛。
日本禁绝基督教，驱逐切支丹教徒，屠杀岛原教众，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国利益为上嘛。
荷兰在安汶岛搞屠杀，抓了英国商馆的人，全都弄死，是不是对的？显然是嘛，本国利益为上嘛。
舍弃神圣性和普遍适用性，就要舍弃“天赋正义”，而舍弃天赋正义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不可能舍弃神圣性。
大顺这边的高官来到新教国家，觉得鸡同鸭讲根本讲不明白道理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