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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税的事，对“祖国”这个概念，徐亨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因为要孝顺父母”的利益相关的感触。
他不是搞工业的，不是搞纺织之类的。
而且就算搞，现在大顺的工业资本家，也很难从利益的角度去理解祖国这个概念，因为大顺真的没有机会用加关税的方式来保护本国工业。
使得他们完全没有机会感受，这种不同于以往的华夷之辩的帝国主义扩张式的爱国主义教育。
徐亨学的那一套，把爱国作为一种“所不虑而知”的“良知”。
此时良知的含义，和后世不同。
如同孝顺父母理所当然，徐亨接受的新式灌输里，爱国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不虑而知”的良知。
但这种良知，需要一个契机，让他们将这种良知和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这种良知才是长久的、坚挺的。
虽然徐亨不能理解老海商的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触。
但这些年新学教育种下的种子，却在这一刻渐渐萌发。
国家是什么，他渐渐有了一个有些清晰的认知。
国家是什么？
国家，在他眼里，就是当海商们只能走私的时候，国家出兵打开日本国门，使得走私成为合法。
国家，就是当荷兰人垄断香料的时候，国家出兵攻下南洋，让本国商人垄断香料。
国家，就是当西洋贸易公司要打开欧洲市场的时候，国家出面搞了鸦片案、不敬案，查封了英国商馆、给丹麦商馆加了高关税。
国家，最好就是他们赚取更大利益、保证他们得利的一个工具。只可惜国家不完全是他们的，因为国家现在不准他们在国内趁着灾年买地，也不准他们放高利贷。
今天这个小册子上，写着荷兰人拿到了丁香垄断之后，惧怕英国人觊觎，主动降价一件事，更让徐亨渐渐明白，国家对他们这些大商人的意义。
其实刘钰一直瞧不上这些海商，觉得他们都是潜在的买办阶层。他心里始终带着偏见。
一旦外国货能够在国内赚钱的时候，这些人一定是最先当走私贩子、买办、给外国人带路的。
不只是他们如此，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也一样吗？逼的英国纺织业多年面临着印度和中国棉布的打压，甚至造就了一波大失业。
荷兰商人，生生逼死了本国的工业，最终毁灭了荷兰，拍拍屁股去伦敦了。
然而，现实又是如此的讽刺。
在大顺，最先觉醒了帝国扩张式爱国主义的，既不是手工业者，也不是小市民，更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这群刘钰眼里的潜在买办阶层。
大顺极为特殊的入超贸易地位，极为发达的手工业，极为特色的垄断产品，使得这群人走向了一条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都不同的路。
英国东印度公司赚得是本国的钱，卖的是印度和中国的货。
而大顺的这些海商，欲当“买办”而无机会，他们甚至找不到几种商品，能够赚本国的钱。
即便能赚的，如西洋参、貂皮，那也是本国真的没有替代品，丝毫不与本国的手工业冲突。
欧洲的扩张式爱国主义觉醒，最早的参与者，是小市民、行会手工业者、工业资本，甚至贵族。因为他们面临着邻国的巨大竞争，包括贵族种的粮食，养的羊，都要和他国竞争。
而大顺，先觉醒的，却是这些被刘钰视作买办后备军的海商集团。
因为……英国的贵族，要面临普鲁士贵族、法国贵族、波兰贵族的羊毛、粮食竞争。英国东印度公司，却要面对本国工业资本、羊毛纺织业的竞争。
然而，大顺海商，要面临的，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国航海条例、丹麦亚洲公司的竞争。他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能引发他们和本国手工业、工业竞争的外来商品。
他们是大顺最早直面这种国际竞争的，也是最早切身感受到这种竞争的。
春江水暖鸭先知。
而反倒是本该是爱国主力的工业资本、手工业，却依旧没有感受过这种竞争。
对他们来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他们的货，还是大顺西洋公司买他们的货，并无区别。
甚至茶商们最怀念的日子，反倒恰就是跑南洋的海商们最痛苦的那段日子——奥斯坦德公司挑战荷英茶叶垄断事件，以及巴达维亚扣茶船事件，是在同一年。也是那一年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开始了直航贸易——而那一年，茶叶生产者赚的盆满钵满。
士绅们最怀念的日子，恰恰是大顺没有全面下南洋的日子，因为那时候的米价能让他们的租子更值钱。
这种近乎魔幻的阶层觉醒顺序，甚至是魔幻到家的买办后备军成为了最先觉醒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