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有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基层到底交了多少税。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只看律法，简直就是农民的天堂。三十税一，这税低的实在是叫全世界羡慕。
然而，要是只看法规法令的话，这世界变成天堂也太过容易了。
如果都是按规矩办事，不说正常的土地税，就是加上明末的三饷，也不多。
这里不提地主收租的问题。
只提收租之外的税赋徭役问题。
大顺的土地税，就算加上人头税，其实也就005两白银。很低。
但是，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这才是基层的现实。
一亩地005两银子的正税，一点都不多。
可是，此时也有一些乡绅对此是有记载的。
曰：每亩正税4分，又每分加平二分，则此一钱二分矣。国课应完，若亩只收一钱二分，尤可支也。
然，官府每逢大役，则按亩加派。若每钱税加至半两，尤可支也。
然，每岁加派十次、廿次、卅次，叠而加之，不可支也！
凡遇过差，公馆、驿马、酒水、门包、长随、书吏、衙役、夫轿，皆出于是。而乡约贤者又借官私派，民岂能活？
这就说的很明确了。
应该缴纳四分银子的税，基层官府按照惯例，每分银子再多加二分，也就是一分变三分、一亩地的四分便一钱二分。
这样的话，也就相对于十一税，也能活。包括潜规则的两倍的加税，依旧还能活。
但是，遇到徭役、加派、差事，这加起来就没数了。
好比去挖河，你不想去，那就交钱啊。交了钱，理论上官府雇人替你去；又好比有官员来了，走运河，得去拉绳或者准备别的，这也得抓人。不想去，就交钱。
刨除掉地主地租这个根本性问题，基层官吏能把三十税一，干成二税一、甚至达到一点五税一的地步。明末甚至出现了撂荒跑路，大片土地没人敢种的情况。
只看法令、朝廷的制度，感觉封建王朝真的是符合仁义之政的。
可要看看基层、看看现实，只能说，能活二百年的王朝，都是命大的。
原本，还有人头税，摊派的钱，可以摊派在人头税里。同样是一分银加杠杆，加到一钱，但这一分银一部分是土地税、一部分是人头税。
现在，取消了人头税。就算加杠杆，也得有初始的钱数，这些钱就全加在土地上了。
中上层，都有避税的办法。或者说，都不需要专门去避税：只按照国家规定的国税收，根本没几个钱。
他们避的，还是国税之外的钱。
大明也好，大顺也罢，收一两的国税，底层要承担十两、甚至二十两。看似一年收个千八百万的地亩税入了国库，底层估计收了一二亿当不是问题。
所以大顺的财政，比大明强点，但也垃圾到极点，以至于马上要被没有印度、十三州还不纳税的小小英国超越了。
这种情况自明时便有，所谓投效等。
所避的，不是朝廷的那点正税，避开的主要还是基层的层层加码。
这种情况下，刘钰当初就说过的、那些商贾阶层也认识到的“土地售价降低”的情况，也就随之出现。
小农阶层是被盘剥的重点，土地越多，越轻松。
就算不避税，只要能避开基层的加码，就毫无压力。
而现在，伴随着人头税摊入土地税，这种情况更加的严峻。
皇帝坐在金銮殿里，觉得自己行的是仁政啊，三十税一，这还不仁政？
实际上，基层的情况，并不那么简单。
这是全国的普遍性情况。
普遍性之外，还有松江的特殊性。
伴随着对日贸易开启、伴随着西洋贸易提振、伴随着中瑞联合贸易公司开始扩大走私业务，以及种种股份制公司的出现，使得松江出现了一股投资风潮。
之前在松江府尹那和刘钰交谈的，是比较正统的乡绅，属于是天朝的oldoney阶层。
不投资、不工商，而是老派地放贷、收租、科举、传家。
他们和松江佃农的特殊性，关系不大。
有关系的，是一些看到投资有利润后，将资金投入到股份制公司之中赚取年息的乡绅，或者是一些大中型地主。
他们急需钱。
但是，贸易的不稳定性、天朝一直以来的囤地传统，又使得他们不想要售卖土地换取急需的钱。
借贷，利息太高。
贷款，没有银行。
卖地，那是败家子。
这种情况下，也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租佃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