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吃人不吐骨头，彻底玩崩，最终不得不政府监管。
    大顺这边，谁也不敢喊类似于的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初的口号，那除非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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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得不耐烦了。
    对英国政府来说，做的是“花一百五十年时间，将一个完全不受政府监管的东印度公司、变成一个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再到完全废掉东印度公司”。
    而对刘钰来说，要做的是“花足够的时间，将大顺这边完全官办垄断的形式，‘退化’为政府和董事会双重决策的公司”。
    这是两边不同的国情所决定的。
    以英国的国情来说，政府一开始就要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吓跑。
    英国之前管的太少，管的太少的结果，就是资本的短视和窒息操作。
    以大顺的国情来说，朝廷一开始就只是政府监管，会把商人都吸引来。
    大顺之前是管的太多，管的太多的结果，就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根本激发不出力量。
    因着国情不同，英国要做的，是“抓”；而大顺要做的，是“放”。
    朝廷“放”的这个姿态，对商人来说，非常重要。
    大顺的商人，从未奢望过关系到军政的南洋问题，他们可以“公司不受政府的任何监管”。
    所以这个英国花了130年时间才终于完成、让董事会相当不满、让股东们极为愤怒的监管政策。
    在大顺这边，却让潜在股东们兴奋不已，感恩戴德，真真感受到了朝廷这边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