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顺的舰队在南洋转了一圈，友好地向各个当地小国宣布了一下荷兰人统治终结的消息。
于是各国都派出了级别比较高的贵族，前来改名为椰城的巴达维亚，参加这场宴会。
来的，大部分都是国王、苏丹、罗阇之类的真正的亲信。
旁边有殖民者在统治，团结是不可能团结的，内斗才是头等要事。如今大顺取代了荷兰，这些国王、苏丹、罗阇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先和新的统治者牵上线。
这是内卷逼出来的，你不交好，有心搞政变推翻你的人就会交好，而且会开出比你卖国卖国更多的条件。
宁与友邦，不与家奴，这种事在南洋非常常见。
七十年前，反荷大起义爆发的时候，马打蓝苏丹国的苏丹借师助剿，立刻与荷兰人签订了免税条约、割让三宝垄、勃良安等地。只求把底层发动起来的起义军，彻底剿灭。贵族们依附荷兰人依旧是贵族，可要是让泥腿子赢了，就啥都没了。
如今换了个新的外来势力，而且这个新的势力比荷兰人强得多。这种情况下，就颇类似于囚徒困境，自己不卖国，万一别人先卖一步可咋整？
事情发生的多了，早已经养成了习惯。再说了，各国的百姓虽然受荷兰殖民垄断贸易的压榨，但贵族们的小日子其实也还行。
不说香料换钱，贵族们赚了不少；便说荷兰人的许多残暴的制度，也是让很多贵族们大发横财的。
比如盗人制度。土著王子、王公们，派人去抓十二三岁的孩子，抓到后跟养猪似的养在苏拉威西。等到十五六岁能干活了，加上养猪养的所有人都麻木了，学会了绝对的服从和不敢反抗，就直接当奴隶卖出去。
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抓成年人，因为成年人能跑，他们又不是从非洲来美洲对当地不熟悉的外来奴隶，一跑没个抓。
华人主要是当奴工，主要是借助居留许可证和服苦役制度，默许华人人贩子卖人。华人当奴隶的不多，绝大多数华人奴隶，都是债务奴隶。
就荷兰人留下的这些烂摊子，看了瓦尔克尼尔的介绍之后，刘钰心里也是老琢磨着干脆杀光得了的想法。
这些人来到这，一方面是要先和新的“殖民者”搞好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询问试探一下大顺这边的政策，是否会影响他们继续发财。
荷兰人走了，荷兰人的体系也崩塌了。
荷兰人在这里一百多年，整个东南亚的体系都是围绕着东印度公司转的。奴隶买卖、香料贸易、正常贸易、贡赋制度、保护国、投靠、荷兰人支持谁谁就继位……种种这些，荷兰人离开后，都需要大顺来解决。
不过，刘钰此时也根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暂时先把这些人叫来，主要还是让他们去一趟马六甲，这叫“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先压住他们，日后的事，日后再说。
但要说大顺统治南洋，也不得不考虑大顺的政治正确。有些事，大顺还真没办法做的跟荷兰人一样。
荷兰人倒是无所谓，他们既不是帝制，也不是共和国，一切以利益为准绳，爱支持谁支持谁，爱扶植谁叛乱就扶植谁叛乱，这都没有问题。
但大顺这边就不能这么干。
南洋还是要保持朝贡的形式，哪怕这个朝贡，是有别于过去的朝贡形式，但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是不能变的。
就如同王司徒骂武侯的那个经典桥段。
后世人觉得，王司徒似乎说的很有道理，武侯分明就是逆天而行嘛。
但是，在此时，以及此时之前的世代，武侯的那番话就是致命的。
这些话，李元璋、朱自成都可以说，唯独你王司徒不能说。你举孝廉入仕，身为汉臣，说的再有道理，你的出身决定了，你在此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下，你做的一切都是错的。
大顺是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的。这个意识形态体系，关乎到整个“天下”的概念。
皇帝明知道利益极多，也不能去支持某个藩属的叛军。因为礼法本身，对皇室而言，就是最重要的利益。
大顺虽然整天自比李唐，也同样姓李，但和李唐真的不一样。最起码，兄友弟恭、父慈子孝这八个字，大顺就和李唐差得远。
而且，所谓“朱温灭了李唐、李家来报朱家的仇”之类的说辞，本也只是在市井间流传的话，不是官方的东西。官方只是默许这些话流传，可从没有官方出来说就是这么回事。
得国之正的理由，是天子不修德，以及保天下之道统。
这种情况下，南洋许多小国的问题，就不好办。
儿子要反老子、弟弟要打死哥哥当哈里发、强君继承法等事项，大顺是不可能明面上支持的。
就如同当年的朝鲜问题，朝鲜王据说死于弟弟的人参汤，以至于一些贵族起兵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