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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这边，倒是支持了瑞典的贸易，可是中瑞之间也没有什么条约。
明知道大顺和俄国的西北界约谈判，是借了瑞典的力，可也不好拿这个说事：大顺可没说让瑞典开战，只是给了点支持，别说的好像大顺不签西北界约，瑞典就不开战似的。
关键是万万没想到，都觉得政治黑暗十几年的俄国，战斗力居然不断提升，打的瑞典根本支撑不住。
刘钰心道再政治混乱，安娜时代那也是利用德国“八旗”加强了集权，大清洗也只是波及贵族，这年月集权的就是能干的过不集权的，瑞典人这是脑子不清醒才琢磨着和俄国开战。
但心里腹诽，可大顺实打实捞到了好处，靠着瑞典开战、和所谓中瑞法同盟的外交假象讹诈，割了鄂木河南岸大片的地区。
这时候再去嘲讽瑞典人，就有点不地道了，着实有点像是拔吊无情。
刘钰这时候就装了装大尾巴狼。
“大使先生，一个优秀的、成熟的政治家，在开战之前，需要考虑万一战败怎么办。”
“这不是说个人辞职、党派下台就能解决的。那只是个人和党派的结局，而个人辞职和党派下台，并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
“我想知道，在开战之初，瑞典是否考虑过失败？”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瑞典大使问住了。
嗫嚅片刻，低声道：“凡尔赛宫表示他们会调停。但是……情况并不理想。您知道的，女皇政变之后，立刻任命了贝斯图耶夫为副总理大臣。他是亲英派，而且极端反法。他又是彼得时代的老人，自诩是继承彼得意志的人，而彼得的梦想就是拿到对北欧的控制权。”
“任命贝斯图耶夫为副总理大臣的事，您事先知晓吗？”
刘钰笑着摇摇头。
“中国有句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法国人在政变中的表现，可以完美诠释这个词。我当然是不知道的，而且贝斯图耶夫上台，对大顺有什么好处呢？我和他又不熟。”
“不过，我建议贵国将注意力，放在俄国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法国人的身上。你们找错了发力点。”
“大使先生觉得，瑞典在战场上有获胜的可能吗？”
“有句话，虽然有些得罪，但我还是要说出来。你们有战胜俄国的机会，那就是趁着俄土战争开打的时机宣战。可是，俄土战争都打完了，军队都从克里米亚撤回来了，甚至修整了一年，你们又宣战了。你们是怎么想的？”
这话让瑞典大使有些惆怅，许久才吐出了无尽的感叹。
“党争，误国啊。”
党争误国，这四个字，各国都可谓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瑞典这边的情况更是特别严重，因为君主说话没什么卵用，两党之争也就更加严重。
礼帽派早就想着开战了，不断地煽动民众情绪。而且但凡不傻，也知道趁着俄国对土耳其开战的时候，捅俄国一刀是最合适的。
问题是俄土战争的时候，礼帽派没有上台，还没换届。等到上台了，俄土战争都打完了；等到准备好开战的时候，大顺的西北界约都签完了。
俄国从容不迫地将克里米亚的部队、土尔扈特部骑兵、中亚的哥萨克调回了一大批，休息了一年。
最佳时机已经错失，其实礼帽党内部也知道，完犊子了，最佳时机错过了。
可他们上台的基础，就是煽动民众的情绪，煽动对俄开战、重现古斯塔夫雄狮辉煌的口号。
靠着这些口号上台，即便明知道开打可能要丧权辱国，那也不得不打了。
打，还有机会继续执政。
不打，就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会立刻被人赶下来。
刘钰问他自觉有没有获胜的可能性，瑞典大使心想有个屁，开战之初就想到要完，这只是出于党争不得不打。
一直指望的，也就是法国的调停。
可谁曾想女皇是个拔吊无情的人，他的情人拉谢塔迪侯爵出面，并没有说动女皇，反倒是推诿给了枢密院。
可枢密院这时候谁敢反对停战？这不是给政敌机会，说他们是卖国贼吗？前线不断胜利、刚刚取得大捷，选择停战，那是生怕自己在枢密院的地位太稳固了。
而且女皇政变当天就任命了亲英反普的贝斯图耶夫当枢密院副总理，这态度显然是不准备接受法国的调停，都是混宫廷的，这点眼力价还能没有吗？
“侯爵大人，还是请您，以及您背后的中华帝国，做一下调停。再打下去，对两国都没有好处。只会造成两国人民的苦痛和士兵的伤亡。”
刘钰心道可拉倒吧，再打下去对俄国好处大大的，你这番外交辞令还是省着点用吧，别在我这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