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炉、香案、香车之类的迎接钦差的必备之物，都已经准备停当。
只不过这里面的多数人，对于朝廷派钦差前来，只能说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既不激动，也不抗拒，想象中箪食壶浆见王师而来痛哭流涕的场面，至少现在不会出现。
都说南洋的华人富庶，这话说的既对、也不对。
对，是说巴达维亚一共21种包税，华人包了18种；巴达维亚一共200多个糖厂蔗部，华人拥有195个；巴达维亚从大米到鱼虾、从烟草到酒水、从酱油到针头线脑、从赌场到妓院，几乎全掌握在华人手里。
只要巴达维亚城外的华人，不算人，那这句话就是对的。
但如果城外那些在甘蔗园、香料园做奴工的华人也算人的话，乌衫党、无裤汉也算华人的话，这就不太对了。
朝廷这一次是拿了钱，替交不起人头税的华人交了三年的人头税。
现在心向朝廷的，是城外的华人，但城外的华人并没有来迎接钦差的资格。
而对城内的华人而言，朝廷既没有帮他们交人头税，又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当然不知道刘钰将一场大屠杀化为无形，自是对朝廷的感情不深。
大顺内部有句话，叫流水的县官，铁打的老爷。这话在大顺说，就对的不能再对，钱从地来，控制的土地就是铁打的。
但在巴达维亚，这话就不太对。最起码，朝廷没有表态说，如果朝廷下南洋，依旧采取荷兰旧制，制度百年不变。
缺了这句表态，包税的上层华人对大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大顺的税收制度，可不是包税制，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天朝，对于地头蛇向来是要狠狠打压的。
大顺确实惹不起大顺的地主，那是王朝的经济基础，但商人嘛，却绝对惹得起。
同样是钦差大臣，在大顺内部，有资格迎接的，是乡绅。是地主、家里出过科举人才的、或是退休官员，但肯定手里几百顷地是有的。
而在巴达维亚，有资格迎接的，是豪商、包税的、放贷的、跑海的、经营糖厂种植园的。
这就是区别，两边经济基础的区别。
码头上，连富光等甲必丹、雷珍兰，眺望着远处的海面，内心也是惴惴不安。
上一次史世用等人前来巴达维亚，给这些上层华人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比如把城外奴工起义，定义为打渔杀家、官逼民反。
这就让甲必丹、雷珍兰们不得不嘀咕。
朝廷说这一次要来宣慰华人、保护华人的权益。
那么，华人利用包税权压榨华人，算不算华人的权益？华人利用人头税漏洞走私华人奴工、压榨华人奴工、敢闹事华人就告诉巴达维亚政府抓走华人，算不算华人的权益？
华人因为包税权被包税的华人过分压榨而渴求少交税给华人甲必丹，算不算华人的权益？华人奴工对压榨他们的华人糖厂老板不满，为了要真钱不要铅币而打砸甘蔗园逼迫给工资，算不算华人的权益？
如果前者是，那么后者就不是；如果后者是，那么前者就不是。
归根结底，朝廷要宣慰的华人，是哪一批？
是包税的、放贷的？
是小手工业者、卖货的、小商贩？
还是城外人头税都交不起、饭都吃不上的乌衫党、无裤汉？
如果历史上的红溪惨案发生了，那么大顺宣慰华人，华人就是一个整体，华人与荷兰人之间的矛盾就是主要矛盾。
但现在，红溪惨案没发生，只有刘钰知道自己消弭了一场灾难，那些本来会死在惨案中的上层华人不知道。此时华人就不是一个整体。
现在朝廷就来了一句“宣慰天朝海外谋生之民、皆朕赤子、出海求活实属无奈”，又加上上次史世用等人对奴工起义的“造反起家的大顺之特色的政治正确的赞许”态度，也实在怨不得这些前来迎接的华人对华夏的钦差大臣充满忧虑。
终究，大顺是个造反起家的王朝，当初也喊过均田免粮的口号，着实可怕。
茫茫的海面上终于出现大顺舰队的桅杆时，连富光整理了一下衣衫，深吸一口气，与身边的雷珍兰们道：“诸位，此番天朝钦差前来，是福是祸，实在难料。咱们需得齐心，不可各有心思。”
“此番来的大人，名号咱们都听过，那是个狠人，征伐东北西北倭国的大将。听闻此人在倭国就行仁义之政，这对我等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仁义二字，最是深邃。”
说话间，先露出的桅杆渐渐变长，终于浮出了船身，战列舰的巨大船身劈开海浪，朝着港口这边驶来。
比起上一次馒头去斯德哥尔摩乘坐的那艘大商船，这艘战舰带来的震撼更大。
这些曾目睹荷兰人战无不胜的华人甲必丹雷珍兰们，第一次看到原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