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编造。一如公子言法兰西国之重农学派，只一句‘道法自然’，我虽不才，也能编按公子的意思，造出一整套体系。”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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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比如公子给倭国用的绝户计，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一句话借题发挥，就能搞出公子所要的绝户之法。”
    “可儒家义已成型，千言万语，实在不好借题发挥、断章取义。如今本朝破而不立，谁都想当正统，那么必然谁的话都要被挑毛病，以儒家之义挑，总能挑出来。”
    康不怠想了一下，给刘钰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譬如本朝之永嘉永康学派，讲功利。墨家遗经，亦讲功利。但，同样是功利，究其内核，一眼可知儒、墨。倭人儒生都分的清楚，本朝却怎么可能分不清楚？”
    “王荆公那一套，谁都知道乃管仲法家之术。可公子也要明白，是王荆公成了宰执，而定荆公新学；却不是因为荆公新学，儒生皆服，而成宰执。”
    “他都成宰执了，他说他那是源于《周礼》、《诗经》、《尚书》的儒家大义，谁能说不是？毕竟，有三舍取士之法配合，使一思想，不认的当不了官。”
    “但自明以来，与宋已然不同。宋之宰相，或可定天下之大义。但如今本朝，除非皇帝说：大义就是如此，不这么解的不能当官。否则，实难。”
    说到这，他用极其微小的声音问刘钰道：“公子可认可那法兰西人伏尔泰之义？”
    刘钰没有回答，康不怠又小声道：“除非皇帝说，义即如此，所以皇帝之权必要至高无上才能君言即法；而皇帝若君言即法，又怎么可能立宪而约君？此悖论尔。”
    “吾素闻法兰西国，自其王路易十四始，集权之政颇类本朝。伏尔泰之义，断不可行。以吾观之，其言大行于欧罗巴，乃至瑞典亦知，足见民心之所向。其义若欲成，必先大乱。”
    “公子可细观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这话可谓是颇有远见，若别人听了，定然点头称是，以为然。
    可刘钰听来，却是哭笑不得。
    心道，我……我特么已经看过一遍了。问题是法国那条件，以大顺现在正值王朝巅峰期的架势，完全没法复制啊，啥也学不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