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然大顺这边可能是为了将来多卖货,但开埠对日本带来的好处,也足以抵消。
最起码,如果大顺这边买日本的大米,日本的米价还能往上提一提。武士,是幕府的国本,他们的俸禄是大米。米价高,他们有钱花,这才能更加忠心于幕府,也有利于各藩的统治。
如果将来人口真的控制住了,按照刘钰所言的“千万人口”足以,阿部正福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届时,百姓人均一町地,每年缴纳10石左右的贡赋,算上“二毛法”也就是大顺那边的两年三获的冬小麦,一家人年均还能剩下20石左右的粮食。不但可以保证小农有足够的抗灾能力,而且到时候还可以大量出口粮食去大顺,平衡金银外流。
日本此时的兵制、政治体制,决定了武士之外的人口,确实是有很多“多余”的人。
这些人的存在,既不能增产粮食,因为土地决定了上限;活着又得多吃粮食,造成社会的动乱、一揆遍地;又没有资格当兵,农兵分离加刀狩令;纳税又不计人头,而是按照土地亩数。
阿部正福很认可刘钰的说法:多余之人,要之何用?
战败之后,改革势在必行。
只是,不管是阿部正福,还是德川吉宗,从战败中汲取到的教训,最多也就是火器不如人。
日本的民间舆论,则认为是诸藩扯了幕府的后腿。要不是诸藩扯后腿,幕府抗战到底、另立新君,至少不用朝贡。
就这种教训,改革的方向也就基本定死了。
激进点,如刘钰所说的,努力当好买办,攒钱鼓励汉学,搞出一支能和武士对抗的力量,将来削藩一统。
反动点,如阿部正福所思,一切围绕着武士制度和武家法度的稳定,而基础便是等级制度、身份差异、以及小农不能彻底零碎化。
前者,得有失败之后身死族灭之胆魄。
后者,那便是消减人口、维系人均土地面积,保证小农经济才能保证武士统治。
对大顺而言,前者,日本必有事大主义、挟华自重者。
再者刘钰嘴上说支持幕府削藩,可当年张仪嘴上还说要给楚国五百里膏腴之地呢。
后者,日本人口就锁死在千万左右了,一旦工业时代来临,一千万人口,有铁矿煤矿的北海道被大顺抢了、有煤铁的长崎又在炮舰射程之内,本国又缺乏原材料,使使劲儿说不定真能成为重要的粮食出口国。
不过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反正改革得花钱。在刘钰看来,这买办,幕府是当定了。只要想改革,不管是反动还是激进,都得当。
不反动不激进的保守,遏制消费、鼓励节俭,那就容易再挨一顿打。
现在就该先给阿部正福上一课,回去后找康不怠炮制一篇引经据典的《人口论》,大肆在日本传播。
最好是日本这几年再来一场灾荒,保管叫日本知道啥叫天启四骑士,立刻惊呼此书真天地之大道也。
他没读过人口论,但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也知道马尔萨斯的三个著名的论证。
假设,生产了四十个物品,却有五十个人需求。如果什么都不管,必然是最有钱的四十个人买走这些东西。
如果有社会福利、有贫苦救济,给最富的前十个人以下的四十个人,一个人发一块钱。那么结果还是前四十个人把东西买走,但东西也必然涨价一块钱。
所以社会福利并没有任何用处,反而会导致处在中间阶层的人,花更多钱。
假设,生产了五十个物品,发给工人的工资只有三十块钱,再加上工厂主一个人,那么必然有十九个物品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就只能裁减工人,导致能买得起东西的人更少,然后继续裁减,直到社会崩溃。
但是,如果有十九个贵族、骑士、仆从等,他们不事生产,只买不卖,那么这五十个物品就全都卖出去了,工人的工资也就趋于稳定。
以及,英国有济贫法,济贫院里太多人生不如死,有议员就建议,允许人低价雇佣济贫院里的穷人去盖房子。
一来缓解英国的住房问题,二来促进社会就业。
马尔萨斯立刻反对,认为正是因为房子少,所以穷人才不结婚,生的孩子也少。如果济贫法鼓励大规模盖房子,结果就会导致“有房子,会使得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的过早,从而生更多的孩子,这些孩子投入劳动力市场,必然导致房子更加紧张,工资价格更低,也就是越盖房子越缺房子。”
相反,如果不盖房子,这就使得买不起房子的人就不生,人越来越少,最终房子就不缺了。
越不盖房子、越不缺房子。
同样,还有粮食问题。
粮食越贵,越不缺粮食。
这几条论证很有名气,实际上正是因为这几条论证,才使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