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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七三章 四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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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闯台湾”,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这时候说“四凶”之论,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
    再说,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妈养的,大儿子继承家业、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既以土地课税,检地之后石高确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
    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是人均三十亩,,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
    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来,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贡赋不变,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点灾荒,农民就扛不住,直接破产,只好问商人借贷,抵押土地,一无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豪农的手,过一层油。
    这是“国本”,不可不察。
    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
    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刘钰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这句话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华不愧大国也。刘君之言,亦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这四凶之论,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刘钰笑道:“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有感而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
    “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财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五斗归公、五斗归民。”
    “假使一个人种,这五斗米够吃了;两个人种,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甘薯;三个人种,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赋税,是按照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什么区别吗?”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济,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活下来生了娃,更多、更穷、更苦、人均土地更少。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越是救济百姓,百姓就越苦、越贫。”
    “反过来,若是不救济百姓,多余的百姓该饿死就饿死了,不该饿死的就不会饿死。如此,就能保证这‘四凶’,年年有害,而年年不大。今日广岛死几个、明日福山死一些,无非一藩之事,不会动摇全国。”
    “若是不断救济,到了某日,积攒了几十年的‘四凶’之害,全数爆发,如何收拾?”
    十分极端反动的话,当着阿部正福的面讲出来,阿部正福也没有感觉到太诧异。
    很明显大家都是“贵族”,这贵族嘴上可能说仁义,真正施政的时候,其实都是把百姓当牛马的。
    好皇帝、好贵族,是知道牛马也得吃草;而坏皇帝、坏贵族,无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马。
    刘钰这番话,颇合阿部正福的心思,他心里相当赞同。
    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内实行“晚婚少子保证尚可自足的农民不把地拆零碎、默许豪农豪商兼并让‘多余’的人口连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的政策。
    刘钰又道:“传闻中,家康公曾说,使百姓半死不活,没有余财,正是政治的秘诀。”
    “商君亦言:治国之道,需一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此一脉相承之道。”
    “百姓太苦,则会反抗。家康公之前,百姓贫苦,一向宗整日一揆;之后,岛原百姓天主教一揆。太苦,百姓就会沉迷宗教,而宗教一物,最适合组织百姓。天朝亦有五斗米、黄巾道、白莲宗、摩尼教等,层出不穷;日本的一向宗、切支丹教,亦不可不察。”
    “百姓太富,就会僭越,不能安守本分。农就是农、士就是士、工就是工、商就是商、贱民就是贱民,这便是本分。若百姓富了,手有余钱,岂不下克上而乱法度礼法?”
    “日本的百姓为何苦?一则公赋太多、二则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百姓已不是没有余财而温饱的程度,而是连温饱且不足呢。”
    “阿部君觉得,日本可以降低公赋吗?若不能降低公赋,那就只能从第二点入手了。”
    阿部正福信服无比地点点头,心想此人果然是个说话不可不信之辈。
    贡赋自然不可降低,降低的话,武士必生不满。百姓一揆,武士尚可镇压;若武士不满,又靠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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