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上，菲利普斯从齐国公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他在广东贸易的时候没少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
现在他该陈诉的已经陈诉完了，于是说道：“公爵大人，具体的事项，我会回去写成书面的报告，送到你的衙门里。”
这意思也很明确，今天的事有些突然，我得回去准备送礼的礼物，到时候会一并送到你手里。
齐国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说道：“既如此，那你就回去好好‘准备’吧。两日之内送到我这。”
说罢，也没有再多的表示，而是端起来了茶，举而不动。
菲利普斯起身告辞，回到在天津暂时的住处后，顿时犯了难。
现在很清楚了，要行贿。
可是，怎么行贿、用什么行贿，他却犯了难。
之前在广东的时候，一般也就是和海关的人打打交道，那些人在顺帝国内的官职都不高。
如今却是主管顺帝国外交部的公爵，该送多大的礼？
若只是考虑送多大的礼，这还好说一些，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银。
公司有规定，有财务制度。
毕竟这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送礼在招待费中，需要十七人委员会找会计审核的。
不能说送礼的人说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要是说送礼一千两，结果只送了三百两，报了个一千两的账，那七百两不就被私吞了吗？
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送礼是有讲究的，按照惯例的海关贿赂有定例。
但新的，那是要“借”钱给收礼人，要让收礼人写借据的。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借出去也不用还。
可是……眼前这是一位帝国的公爵，菲利普斯对中国官员还是有些了解的。
不要说公爵，就算是节度使级别的官员，行贿的时候还要写借据，在官员看来那就是一种侮辱！
送礼写借条收据？得，这礼我也不要了，你拿回去吧。办成事难，叫你办不成事却容易。
想到这，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骂着鹿特丹人，如果不是鹿特丹人非要纠结账目，也不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现在实在是难办。
七省共和国的贸易公司，自然是数个省的商人合力办的。
十七人委员会里，八个人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个，但是第十七个席位必须从除阿姆斯特丹商会外的人里选。
也就是不可能允许阿姆斯特丹拥有九票，从而使之获得单方面的控制权。
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人，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泽兰、代尔夫特、侯恩、恩克霍伊增，以九对八的优势，质疑“对华直接贸易的账目”有问题，要求必须要把对华贸易的账目公开。
包括行贿送礼，也必须要制定规范流程，以免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中饱私囊，超额报销。
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他不想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惹麻烦。
包括泽兰在内的其余商会最近对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意见很大，普利普斯虽然自认为没有私心，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突发事件而尽可能保住对华贸易。
可外部问题好解决、内部问题难解决，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爆蓄积在公司内部已久的诸多矛盾。
当初奥斯坦德公司与荷兰争茶叶贸易的时候，是阿姆斯特丹商会“力挽狂澜”，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广东和福建，稳住了茶叶贸易。
所以阿姆斯特丹商会“自恃功高”，认为应该：公司出钱，阿姆斯特丹商会出人，自行其事，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叶数量运回即可，至于到底带了多少货，那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事，和公司总部无关。
很显然，这样会给阿姆斯特丹带来“小金库”。
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人。
只要把泽兰拉过来，有钱两家一起赚，保住十二人，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十七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干，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他们拿小。
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阿一条船、泽一条船、其余省共分一条船、巴达维亚妥协一条。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泽做小要强得多。
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效率为先、通力合作、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
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人，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必然陷入内斗为先的时代。
历史上也的确如此，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普鲁士的【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