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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十五)(1/3)

    工业化是解决大顺现在普遍贫困的最终良药,但任何事情的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有时候,围绕着一个长远的目标,必要的时候可能要进两步、退一步的。
    后世尹里奇说过,左的幼稚病问题。
    实际上,这个类似的问题,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这种情况,可以称之为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
    法国的重农学派就是个典型。
    不是说自然秩序、国内市场、世界市场、无形之手这些东西不好——好不好是相对来说的,相对于法国的旧制度,肯定是进步的。
    而是说,步子迈的太大,扯着蛋倒是小事。
    更大的问题是步子迈太大,就67年重农学派对法国粮食危机的“等待自然秩序调节”的表态,只能说他们没被法国的底层挂树上,那真是命大。这会激起非常剧烈的反对,甚至达成某种物极必反的效果。
    仿佛,不考虑现实,只要全面自然秩序,一切就好起来了。而如果没好起来,那肯定是秩序不够自然。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幼稚病,并且这种幼稚病一直延续。并且,很可能达成物极必反、月满则亏的效果。
    大顺现在面临的问题,也有些类似。
    这个问题,就是大顺实学派的工商业的幼稚病。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刘玉没出走之前,是大顺的工商业起步艰难,所以要不惜代价地维系工商业的发展,让他们成长起来。
    而现在,情况和当时已经完全不同了。
    的确,当时刘玉是说过,工商业发展是解决大顺普遍贫困的终极解决方法。
    但是,这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慢慢解决问题,而不是直接来个资的幼稚病、或者自然秩序幼稚病,直接搞炸了。
    大顺和欧洲的情况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不是诸如什么人种、民族精神之类的玩意儿。而是基于物质基础、历史条件的不一样。
    说一个耳熟能详的简单的故事。
    《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里,七人众面对杨志,说自己是“濠州人,去东京城贩枣子”。
    这里不提成书过程中的地理问题,只说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引起任何的怀疑,亦算是可以从侧面证明,在盐铁会议之后,天朝内部在政策上是国内统一市场的,是可以跨越千里贩卖商品而不会有人觉得有什么奇怪的。
    但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条件、以及帝国面积广阔等原因,使得很多商品在加上运费之后,无利可图。
    这么说吧,后世相对于18世纪,肯定是更加的自由贸易的。
    那么,后世却没有人把煤,往大同运,去大同卖煤;也没有人收一堆木材,去大兴安岭卖。
    所以,可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自由贸易在后世根本不存在吗?因为没有人把煤往大同卖、也没有人把木材往大兴安岭卖。
    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
    某种程度上讲,在铁路建设之前,大顺国内的市场就是这样的:政策上的国内的自由贸易、现实里因为地理因素运输因素导致的区域性经济。
    就三十年前、甚至五十年前的大顺,比如说,关中丰收。
    你从陕西收了一堆粮食,跑到江南去卖,也绝对没人管你,更不可能说不允许这么卖。
    唯一的问题是,要不是脑子发烧、钱多到没处花,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
    这是大顺之前的国内经济、贸易、国内市场的问题——你哪怕说前朝大明,甚至更往前的蒙元,也没听说诸如限制某地不准纺织、限制某地只能放羊不准纺呢绒。
    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
    比如法国、比如意大利。
    这里不提法国的重农学派,那太激进了。
    说个不太激进的重农修正派,伦巴第改革主义,他们的重农主义,面向的也是“国内”林立的关卡、和各种限制、区域间的贸易限制而发出的。
    要注意的是,“国”与“国”是不同的。
    大顺是个国。
    意大利也……呃,当然,此时并不存在意大利,况且就算是说此时存在意大利,那么意大利这个国的国内贸易,距离上最多不也是“濠州人士去东京城贩枣子”的水平吗?
    也即是说:大顺国内,是因为地理条件、运输水平、交通工具的限制。使得大顺在原则上,过去在国内是自由贸易的,而且是在整个欧洲都算是非常吓人的资本自由——买卖土地,毫无限制,产权清晰,土地上几乎没有乱七八糟的封建权益,什么养鸽权、狩猎权、拾穗权什么的,全都没有。你有本事拿到地契,《大顺律》就会保护你的所有权,至于你怎么拿到的,这个基本不管。毕竟说,《大明律》、《大顺律》都有对最高利率的限制为年息36,但是九出十三归之类的花样层出不穷,也压根管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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