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东高粱地、在虾夷麦田、在南洋稻米种植园、在暹罗印度的出口米、在朝鲜的还米制、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
简言之，在海边。
凭借这些年航海术的发展，海边的粮食宏观上，是非常充裕的。
既然说，在这套特用于大顺的理论下，宏观上粮食够吃，那么工商业就是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顺参加了，并且打赢了、并且保留了三角贸易体系却将三角贸易中的“工业品”生产国的身份抢到手里。
由此，把工商业视作一种“特殊的分配粮食”的方式，也即“粮食商品化，参与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交换”，通过一战胜利后的广阔外部市场，在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矛盾短时间内不爆发的情况下，全力发展沿海先发地区的工商业。
在假设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延续扶桑移民的总路线，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向东流动。
而且是一场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东流、沿海地区往扶桑流西海岸流、内地地区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个大顺的超大型人口东迁。
铁路，是给粮食加条腿。
一战，是让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粮食。
这两条腿都给接上，也就可以让实学派真正看到未来的曙光，刘玉鼓吹的未来也就理论上有落地实现的可能性。
当然，刘玉鼓吹的未来，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东西的。
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不算太有害”的、抽象的工商业容纳过多的人口。
至于说“极多的工商业人口”这玩意儿，对封建统治者有没有害……现在看不出来，等着看出来的时候，早就晚了。
所以，刘玉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试言之，大谈剥削、剩余价值的“好处”，大谈这些东西“帮助”了皇帝解决了人口过多土地不足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在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
而老马说的很清楚，第二种私有制要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生长起来。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实则就是在为“第一种私有制的毁灭”，敲敲边鼓、打打预防针。
就现在来看，皇帝既不想均田、也没有能力均田、更不想直接折腾出来个王莽改制。
故而，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旧王朝的周期，算了算时间觉得差不多还有百余年时间。那么，只要这百余年时间，能完成工商业发展的大爆发，容纳足够的人口，即便说将来内地均田，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
当然，理论上来说，要是真的让工商业彻底发展起来了，容纳了足够的人口，不需要考虑抑兼并、限田、均田等问题的话。
至少皇帝现在看来，似乎也少了许多麻烦。
毕竟说，即便有一个大致的思路，将来靠东来压西，完成均田，在靠西来压东维系统治，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思路。
但思路归思路。
真做起来，肯定也是凶险万分。
且不说这得百年之后，说不定他的子孙就摊上个晋惠帝那样的。
就说百年之后，他的子孙能力很强，但玩这么大，稍有不慎，也是粉身碎骨。
这种关乎均田之类的改革， 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
唯一一个说起来大约表象上有点像的，结局是脑袋都被人揪下来成为大汉第二王朝的镇国法器。
至于说均田问题本身，刘玉实际上非常支持，并且认为不均田、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机属性、不依靠均田来抵消新时代诞生的剧痛，新时代是无法顺利降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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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均田这件事，刘玉不会和皇帝谈。
既是没大义上的意义，这玩意儿，在大顺来说，本身就不是不可谈的，最起码是符合大顺主流的政治正确的。
也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这玩意儿，就现在的大顺，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最起码现在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靠封建王朝均田……说句难听点的，当年从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义军属性，都没完成，况于现在。
谈均田无意义。
谈工商业发展，才有意义。
以后的事，以后说，工商业继续发展、发展起来了，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自有别的阶级领头，把田均了。
刘玉只是把他那一套的“两条腿”给皇帝讲清楚，告诉皇帝，工商业容纳大量无地人口这个“可以解决土地兼并导致失地百姓大起义这个封建王朝之癌”的未来，似乎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刘玉不会给皇帝讲代价：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工商业发展治王朝之癌的办法，是工商业中所诞生的力量，化身绞索，勒死封建王朝。人都死了，癌不就不扩张了？这也是一种治，治标又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