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则就是在为之前几十年的变革辩护，是为了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层层论证，不去谈重商主义还是自由贸易，而是要证明发展工商业是正确的、延续改革的路线发展生产增加生产是正确的。
    大顺……还没到需要讨论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阶段。甚至说，重商主义，还没有到开始束缚大顺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反倒是依靠对外贸易，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的生产力发展。
    正如老马所讽刺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级阶的利益的高尚的资本家一样。
    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为阶级的利益辩护的。
    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只消费不生产的食利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没有他们就会崩溃”。
    魁奈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了“农业是多么的重要，是唯一的价值来源，工商税都是无意义的，直接取缔工商税只收工业税，让科尔贝尔滚蛋，让工商业自由而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
    而大顺这边此时的这一套东西，也是类似，证明了“新兴阶层是多么的重要、改革是多么的正确、江山社稷需要产业不断发展才能稳固”。
    但实际上，刘钰又对后续的改革不报任何的期望。
    因为他自觉能改的都差不多了，剩下的还能改的都是小问题，而大问题根本改不动。
    并且认为不折腾还能多撑几年，真要是折腾的话，肯定要折腾出来大事，基本大顺就要炸。
    当然，不折腾的话，那么大变革也就无法到来，或者说不会出现巨大的混乱，使得那些大的东西能彻底改动。
    只要大顺先乱了，崩了，改的天怒人怨、改的旧阶层离心离德新阶层心有不满，靠着这些年积攒下的遗产，才能浴火重生，革除那些根深蒂固的封建套路。
    不乱的话，起义都不好起，造反都不好造。为王前驱，那也得有那条件，就现在的情况，兵精粮足，国库充裕，内政安稳，朝堂不乱，想为王前驱那也极难。
    所以此时所立之言，一部分是为新兴阶层和工商业发展辩护。
    另一部分，还是希望借助大顺开国之初的制衡体系，将与科举制制衡的那批人，给他们立下“经”。
    以前，大顺的制衡体系是存在的。
    但，制衡科举士绅的那批人，有力而无经。
    甚至于，两拨互相制衡的人，用的是同一种经。
    这很正常。用同一种经的人，依旧可以互相对抗。
    正如前些年，日本大儒的弟子询问大儒一样：如果孔孟复生，孔子为主将、孟轲副之，来攻日本，我等儒生将如何？日本大儒回答的就非常明确：哪怕孔孟复生，也干。
    所以，连写经的“圣人“，都可以因为政治因素而被“反对”，何况大顺内部同用一种经的军功贵族和科举大夫的相互制衡呢？
    现在，刘钰在尝试依靠大顺的制衡体系，为这些人准备经书。
    一种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经书，以及义利、标尺、评价体系等。
    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朝一日，这群人继续改革，把大顺折腾炸了。
    不折腾，还能多活几年。折腾，炸的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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