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五千人的正规军，就能决定新法兰西和五大湖地区的归属。
那么，100人的正规军，此时就能决定西部大平原地区的归属。
但，打下来是没有用的。
至少在此之前，法兰西的地图上，画的是很大的，是囊括整个西部地区的。
但是，几年前战争结束后，真正谈判的时候，大顺根本不认法国的地图。
到今年完成勘界的时候，法国人已经明白过来，为什么当初没有直接画经线了。
因为，这座新益州郡激增的人口，使得大顺在最后划界的时候，向东挪动了很大的范围，而法国人只能认了。
西海岸发现金矿的事，已经传遍了欧洲。
但是，没什么用。
人口多的英国，有法国和西班牙挡着。
人口少的法国和西班牙，又根本无力做这件事。
或许，现在看来，百年或者几百年后，大平原地区早晚都是中华帝国的。也或许，将来有一天，中法、中西之间，会因为殖民地而爆发战争。
但是，现在，考虑这个是无意义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顺划界结束，彻底签订了《中法扶桑边界条约》，这是欧洲第一份不以“非基督国家的土地发现即占有”为法理而签订的殖民地界约。
现在拖了五六年的界约终于签订，维伦德里也终于可以以法国西部诸卫所指挥官的身份，来到新益州，谈点正经事了。
应该说，这几年中法之间的那个奇葩的贸易循环，是相当成功的。
北起哈德逊湾、南到圣路易斯，广袤地区的毛皮、人参等贸易，大顺这边的土豆烧酒，已经成为了第一占比贸易品。
这个贸易额的数量，是相当巨大的。
新益州地区并没有西洋参，西洋参的产区和海狸皮产区高度重合，在五大湖向下，恰好卡在了阿拉巴契亚山和大顺垦殖地之间。
和历史上的土豆酒一样，以土豆酒为原料的各种勾兑酒，开始大规模出现。勾兑的假糖酒、勾兑的假葡萄酒，这些东西，现在只能用大顺这边的土豆酒，因为蒸馏技术的因素，这边的土豆酒杂醇很低，勾兑后不容易尝出来味道。
正因如此，可高可低的度数、加铅加糖加葡萄渣可调的味道，使得短短几年之内，完全在法国的毛皮贸易区，取代了原本的各种价格高、运输不便的酒。
当然，从道德的角度上讲，不只是天主教的一些宗教道德，就是大顺这边的传统道德，这事儿也挺不道德的——大顺这边虽然不至于到逼出来“特殊的葡萄汁不是酒”这种奇葩的说法，但一直以来酗酒都是在道德上着重批判的。
人对酒，本身就没有多少抵抗力。而这些之前根本没有规模的、可以酿酒的农业基础的印第安人，更是对酒一点的抵抗力都没有。
但从经济上讲……自从法国开始驱逐胡格诺教徒，这些手工业为主的新教徒，将皮帽子的风尚传遍了欧洲。毛皮贸易的巨大利润，使得欧洲殖民者、尤其是法国的殖民者，开始深入丛林山地和印第安人进行贸易。
也同样的，因为他们“打下”的贸易基础，使得大顺的土豆酒，实际上也就类似于大顺的棉布在西非的状况：曾经的哀伤之布，指的是印度布；而现在的哀伤之布，指的是大顺靛染棉布。
或许，应该“感谢”这些早期的贸易开拓者，他们搞出来了一套贸易体系，而大顺参与一战的结果，并不是重塑了贸易体系，只是取代了“生产者”的地位，仍旧借用了这个贸易体系。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新益州的土豆烧酒。
巨大的利润——历史上，美国和清朝的毛皮人参贸易，曾经达到过一个1500毛利润的惊人利润率，这种利润率指的是买酒的成本、和贩卖过去后买茶叶回来的总售价的比——使得新益州的土豆烧酒行业，完全履行了刘玉的正规近世殖民术的设想。
当维伦德里正式踏入在弓河北岸的新少府城时，引入眼帘的，便是这样一座完全以烧酒业为核心的工商业城市。
城邑的外围，是巨大的骡马市。
东海岸的牛仔赶着过来的牛马、大顺这几年发展起来的畜牧业，都在城外交易。
而和东海岸交易骡马牛的主要贸易品，就是酒。
进了城门，便能在街道上闻到浓浓的酒味儿。
城内总共被分为四个大区。
码头区。
酿酒区。
制桶等木匠区。
居住区。
这里和刘玉琢磨着靠不断失火再重建而催动枫林湾木材业发展的金山不同，这里的城邑一开始就是严格规划的。
金山可以烧了再建、建了再烧，还能促进金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