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的那些不满和怨恨，随着时间和发展而渐渐冲澹。
曾经那片荒芜的土地上，一座名为“新益州”的新郡已有规模，两座名为“新少城”、“新太城”的简单城邑，就在当初测绘队说的当地人称之为“河流的胳膊肘弯”的地方建了起来。
这里的确可以看到雪山就在西窗前，也的确门口有船可以沿着河流直到东海岸的海湾。
但最终朝廷选择这里叫“新益州”为郡名，只论名字，难免有些自嘲之意。
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这里距离大顺所在的太平洋，终究隔着一道当初差点让迁徙者崩溃的山峦，此时交通终究不便。
更重要的，便是这里的经济生产，几乎和大顺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和大顺在西海岸的经济区关系不大，反倒是和东部的法国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在经济上的联系更为紧密。
朝廷给定了这样的名称，背后总是有些恶趣味的。
就是在第一批迁徙者跨越山口后第五年的这年秋天的中秋节前后，新太城内的一间弥漫着酒味的作坊里，当初跨越山口时候对前途充满恐惧的王氏兄弟，已然成为了这里酿酒合作社的股东之一，正在这里给来做工的长工安排任务。
新来做工的长工们，论起来也算是王龙兄弟的老乡，虽然离得远，但都是因着黄河而迁民的人。
朝廷一直严谨地执行着刘玉逆练老马学问的“正统殖民学说”，如今大顺实学派的逆练，已然大成。
通过这种逆练，新益州的工商业，蓬勃地发展起来了，当然这种发展的前提就是源源不断的“工资劳动者”和“国有行政扭曲价格的土地”。
每个新来到这里的人，必须通过在工商业的劳动，获得货币。再用这些货币，购买土地。
而每个新来到这里的人，获得了足够购买土地的货币时，又有一批新人，依靠着前一波购买土地的移民基金被送到了这里。
在王龙兄弟所在的酿酒合作社中，新来的一批从枫林湾登陆、抵达这里的移民，已然和当初迁徙者的心态不同了。
他们充满希望，认为只要自己好好干个五六年，就能积攒够购买土地的钱财，从而实现百十亩地一群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自耕农期待的幸福生活。
“这里的活，其实也不累。就是春天种土豆、夏天挖地窖、秋天收土豆、冬天帮着酿酒做些力活。”
“别的不敢说，这里吃的绝对比在老家的时候好。你们看我，当初我们来的时候，不也一无所有？好好干了几年，如今不也什么都有了？”
“这几天要忙着收土豆，早晨天一亮就得干活。不过你们放心，吃喝都预备下了。咱们这本也是酿酒的合作社，酒自也管够……”
王龙这样给新来的老乡们鼓劲儿，以便让他们快点适应收土豆的忙碌工作。
只不过，他们这个大农场和酿酒作坊，用的是“合作社”的名字。但实际上，准确来说，倒不如说更像是个“集体制容克庄园”。
因为这个“合作社”里的资本、地产，是归在这个合作社籍贯内的人。而大量的劳动，实际上并不是依靠合作社内部的劳动力完成，而是依靠大量的一无所有的、赤贫的、从山东迁徙到这里来的工资劳动者。
正如恩格斯所言：土豆烧酒业之于普鲁士，便如同铁和纺织业之于英格兰。依靠烧酒业，一方面形成了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的小儿子们成为选拔军官和官僚的主要材料，也就是容克们寿命的又一种延长；另一方面形成了比较迅速增长的半农奴阶级，由他们来补充军队中大量“基干团队”……
在新益州，土豆烧酒业，也拥有了类似于在后来普鲁士的地位。虽然容克产生的基础，是长子继承制，大顺一直以来民间都是均分继承法。但因为这里的土地广阔，但又收为国有、且购买土地拥有限制一般平民阶层必须要分家按男丁来授田买地，故而在继承法问题上，颇有向一子继承的方向上滑动的趋势。
当然，朝廷也在有意无意地推动这种发展，其目的就是制造一批特殊的地主阶级，作为在这里实行统治的基础——可能会授予一些人额外的土地，这些人可能是军功贵族、可能是功勋老兵、甚至也可能是如王龙兄弟这般来的比较早的一批人。
因为这里的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租佃制的，或者说租佃制是无法推行的。
所以，土豆烧酒业，成为了大顺在这边搞出来一群类似容克的奇葩玩意的经济基础。
印第安人酗酒，但他们既不可能拥有足够的剩余农作物、也缺乏酿酒的技术。
法国人需要酒，因为法国的白兰地价格太高了，而因为保护主义政策，法国又无法生产唯一能和土豆烧酒抗衡的甘蔗糖蜜废料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