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
如果说，支持黄河改道北流、支持政权稳定保证黄河新河道完工、支持向北美和澳洲移民、支持大顺政权稳固以保证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计划，都算作“老保守派”的话。
这数量就多了去了，能量也大得很。
但，实际上，大顺所谓的“老保守派”，内部也是极端分化的。
其中一个派别，他们实质上就是一群“反贼”，并且是极端的“反贼”。
因为他们相信，【有，且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时代的凶勐的垂死挣扎，和新时代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
以最快的速度，以恐怖的方式，完成新旧时代的交替，最大限度地缩短旧时代挣扎的折腾、最大限度地减轻新时代的流血痛苦。
这群人，其实也是算在此时所谓的“老保守派”里的。
只不过，他们认为，短时间内，很难说大顺此时有谁能有能力搞这种恐怖。所以，基本上，这一批人，并不反对“举大名耳”，但现在他们却倾向于把“举大名”的时间，拖延到黄河河道完工和北美人口足以抗衡东海岸。
而具体到刘玉个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天朝中心主义”者，甚至不是一个纯粹生产力教的教徒。
从纯粹生产力的角度来讲，已经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萌芽的大顺，和在棉纺织业上连印度都比不了的欧洲，在此时，谁的生产力水平更高？
显然，是大顺。
在他力主让大顺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很清楚，要么赢、要么输。
赢，欧洲革命。
输，大顺炸开。
但，从始至终，大顺都在回避这个“统一市场”的问题。松苏先进的生产力、强势的资本，在国内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大顺朝廷无法承受、也根本不敢承受非沿海地区小农经济崩溃的结果。
于是，赢的话，也即意味着大顺的新兴阶层，只能向外扩张。
而这种向外扩张，又是以印度和欧洲为目标的。
最终，必然会导致欧洲的觉醒、起义、反抗。
有些事，是明瞪眼的事，是秃头上的虱子，因为历史上不要说英国，就是法国，也已经出现了细木匠协会要求法国东印度公司不要进口东方的漆器等商品的事件。
大顺投送能力的不足，无法做到有效的“帝国主义”干涉，那么欧洲的觉醒和反抗就是必然的。
欧洲作为重要的市场，以及此时世界上“白银存量”最高的地区，和大顺的重要市场，一旦欧洲开始觉醒、反抗。
那么肯定是要影响到大顺的。
同样的，还有印度问题。
即印度的“手搓棉纱“，和大顺的“机械纺纱”之间的巨大矛盾，刘玉始终在埋雷。他对机械纺纱的事，一直压制和隐藏技术，反而一直在跟随大顺新兴阶层的脚步——即把印度塑造成棉花、棉纱产地。
一旦印度的棉花、棉纱，成为印度地区最重要的产业，那么大顺这边反手推出机械纺纱，就必然会招致巨大的混乱，也即会招致大顺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
这种危机，又会驱使大顺的新兴阶层，望向那些被保护的国内潜在市场，即已经摇摇欲坠的、人地矛盾到极端严重的小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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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望不行啊。欧洲觉醒，印度起义，市场继续减少，只能往里面盯了，不然自己就炸了。
即，通过欧洲和印度的“觉醒”，催生大顺的矛盾，促使大顺的“觉醒”。
而又因为东西方人均土地的差别，欧洲觉醒的，是以民族的资产阶级为主力的觉醒，他们要抵抗大顺的倾销、保护关税自主权、维护本国的本民族的产业发展。
当这种“觉醒”传递到大顺的时候，大顺因为先走了一步工业革命塑造了众多的产业大军，在大顺，“觉醒”的主力，将是工人和小农。
因为刘玉非常确信，大顺的新兴阶层，他们真就是“给你机会你不中用”，无力引导时代，也根本无力应对变革分娩的剧痛和难产。
至于这个时间需要多久？
这就是他在大顺这边确定要参与“一战”后，他就跑去山东搓黄河的原因。即便全天下都知道，黄河是个烂摊子，谁也不想沾，哪怕很多人都知道“北决已是必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的情况下。
这个时间，大约是三十年。
李欗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东西。
但他还是从刘玉的一些动作，做出了一个“推理是错误的、结论也不正确、但时间基本正确”的推论。
即，大顺内部的实学派里，有很大一批人，即便是原则上赞同均田为第一仁政的，短时间内也会选择走向保守。
这对李欗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