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开始，很多人讽刺儒家复古激进改革派，说他们“连算术都不懂，数也是君子六艺，还号称通儒呢……按照你们的想法，一户丁，田五十亩，你自己算算天下是否有这么多田？”
一开始颜元过于激进，被人指责为“伤富户之业、夺富户之田，此非正道”。
然后李塨等人把这个激进的想法改进，再到王源，最终拿出了还算是比较完善的“三十年赎买”方桉。
如果说，在科技水平达到之前，这个想法是空想的，甚至是有些反动的——李塨无法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他的设想里自己都没解决的问题，就是“为工为商恐难容纳如此多人口”；而反动，是说这一套方桉的背后，还涉及到非常严格的士农工商等级制、惟农有田工商不得取田等问题。
那么，现在，很多问题在技术层面上，理论上已经可以解决。
比如土地，澳洲的土地或许差一些，但是北美的土地是真的好，枫林湾再怎么差，也比甘肃那等少雨的地方强，也比西南高山上的一点点能种玉米的平地强。
比如工商，伴随着产业发展，李塨生前都觉得自己的想法是空想的“工商业无法容纳过多人口”的问题，也看到了解决的曙光。
当技术，或者说生产力水平——航海术、造船术、导航术、数学和天文学，也是生产力——已经达到理论上可行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做，这就会让很多人心生疑惑。
大顺的人地矛盾，已经即将到达无可挽回的地步。
历史上，黄河决口之后，围绕着微山湖，山东江苏的农民，动辄武装数万开战，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
更不要提土客矛盾、赶苗拓业、垦蒙导致的蒙古贵族地主化引发牧民起义和佃户相杀、还有那场影响极大的白莲教起义。
松苏不是尼德兰，也做不成尼德兰。
大顺普遍的“天下”思维，使得这些先走一步的人心里装着的仍是天下，而不可能是尼德兰和西班牙模式。
这天下，自然包括山东、河南、陕西、湖北、甘肃等等地方的人。
江南是人，别处人也是人。
于是，一些激进的想法也就不可避免。既然胸怀天下，那么自然会把目光投向一处地处温带、北半球、气候湿润、平坦、冬季最低也就零下二三度、有枫树桦树杨树、能种小麦种包米种蔬菜、有河流、非常适合搞水利堤坝灌既、人少地多的地方。
即便，实际上这件事正在做，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金矿搭台、移民唱戏的办法。
但很多人觉得还是慢了，何不争朝取夕，以最暴烈的手段来解决这件事？或者说，以最暴烈、最激进的手段，来减少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上分娩的痛苦？
和一些人想象的不同，甚至完全相反。
从当初米子明送瑞典战俘回哥德堡开始，大顺和欧洲的交流逐渐加深，对于欧洲的了解越多，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好。
以史为鉴、以夷为鉴也罢。
甚至所谓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大顺实学派的这些人，鉴来鉴去、攻来攻去，攻的方向，直奔着“强化集权”的方向上去了，而不是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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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承于明。
有些东西，叫影射史学也罢、叫托古言志也罢，总归，很多人借着明朝的事，来抒发自己的想法。
说前朝朝廷，连发钞权都没有，在白银改革之后，确定了用白银为税的那一刻，就等于拱手把发钞权让给了东南沿海大商人。莫说西洋，便是日本，幕府手里也有发钞权——发铜钱，收税却收白银，并不叫发钞权。因为铜钱不是辅币，而是类似于内币和外币的关系，兑换价格是按照汇率波动的，并不是固定额辅币，所以实际上就是没有发钞权，而是“自由”到把发钞权让给了商人，这不是扯犊子吗？
说前朝朝廷，连海关都管不明白，那么大的贸易额，能把铜钱冲到白银货币化的程度，税收能力和英国差了八条街。
说普鲁士这等国家，都知道用财政补贴纺织业，这边可倒好，任何经济政策都没有，全靠自由发展。连学法国财政部出钱组织丝绸生产出口获得财政收入的脑子都没有。
说荷兰为了把控茶叶的专营权，不惜用各种手段，掐死奥斯坦德公司、屠杀英国东印度公司。这边可倒好，茶叶就是这边的特产，居然不知道垄断茶叶出口税。
在这个原始积累的时代，大顺这群人在这个时间睁眼看世界，所看到的，只有四个字。
“国家强力”。
这和1848欧洲之春之后，再开眼看世界的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各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上台，甚至再往后几年中国的手工业已经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