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明知饮鸩止渴之害，朝廷犹授制司铸币之权，实在是跟拖欠粮饷而致兵卒哗变或劫掠乡野之害相权而取其轻。
就像绍隆帝再看楚山不顺眼，对楚山再百般防备，在京襄制司正式设立之前，今年犹是捏着鼻子给楚山拔付近二百万贯钱粮——毕竟谁都承受不起大越最精锐的楚山军最终会因为欠缺粮饷而闹哗变的惨烈后果。
现在京襄路已置，与朝廷就钱谷之事进行了分割，理论上拿南阳、襄阳、荆州的财赋以及私占田地充公进行屯垦，填补朝廷之前的拔付是足够的。
毕竟建继帝之前对襄阳府的私占田地进行清查，当时总计查出近四十万亩私占田地并入田册，每年新增近十万石粮赋。
南阳、荆州地势更为平阔，加上监利县几乎全部划为军屯，制司新增上百万亩屯田，这是朝中诸大臣闭着眼睛都能估算得到的。
屯田得利也是远在赋田之上的。
问题这是得在屯垦完成之后。
然京襄此时总计还有六七十万饥民没能彻底摆脱生存危机；就算安置最早的南蔡县十数万民众，此时也刚刚勉强达到最基本的温饱线。
诸州县将来数年间都还需要不断的兴修水利、开垦荒山、围垦湖荡河谷，建造大量的垸寨、屯寨——这里面都需要制司后续源源不断的投入大量的资源。
赤扈人新汗即位，骑兵主力再次回到河淮、关陕战场，制司在这个冬季需要动员多一倍的兵马，加强伊水、箕山、汝水的兵备。
这也意味着制司在兵备上的度支，将回到建继四年的高点。
不过，徐怀还是坚决不同意效仿西秦、东川两路滥铸铁钱。
他在京襄清查私占田地、减租限佃，将乡豪宗绅从地方兵马中剔除出去，广设巡检司限制乡豪宗绅对乡野地方的操控，设立选吏司，接下来还要梳理南阳、襄阳以及荆州的胥吏队伍，可以说是将乡豪宗绅都得罪干净了。
京襄最大的倚仗就是中下层贫民。
滥铸铁钱是能暂时保证兵备度支，但搞得民怨盈沸，京襄最终就没有办法真正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即便是权宜之计，也不能去开这个口子。
这个口子一开，除了后续的依赖性难以摆脱外，更会在制司与中下层民众之间撕开巨大的裂口。
真正的根基被动摇了，这在将来很难去弥补的。
至于铸铁钱券出售，可能初期效果不会太好，但多少能填补度支缺口。
手里有些余钱余粮的中下层民众，三五贯钱或三五百钱，或三五斗粮食，拿来向制司购买铁钱券，多少能有些钱息，同时也能将中下层民众与制司的利益进一步捆绑到一起。
当然除了度支将长期紧缺，难有盈余之外，制司设立之后，至少将河洛、京西之敌抵御在荆湖之外，徐怀却是更有信心了。
京襄实际所辖乃是汝、蔡、申、邓、唐、襄、房、均、荆九州之地，辖域不仅超过以往的京西南路，也超过淮东、淮西以及东川、西秦四路。
合并隐户、流民之后，京襄人口预计将达到四百万，甚至比战前还要高出一截；赤扈人在征服契丹之前，总计人口也就在两百万左右。
京襄四百万人口，看似身体孱弱的河淮流民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还都是新附，但河淮流民这些年深深饱尝到离乱的苦难，都活生生看着亲朋故友、妻儿老少惨遭践踏、死于饥病，这也铸就他们对赤虏人更深入骨骸的仇恨，酝酿更迫切收复中原的渴望。
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也叫他们有更为坚韧的意志与承受力，面对死亡有着更从容不迫的英勇，也更吃苦耐劳。
相比较体魄的强弱，这才是能否成为精锐武卒更为基础的根本。
当然，经过残酷乃至残忍的汰弱留强，此时还活下来的河淮流民，在忍受经年累月的饥饿之后，看似身体孱弱不堪，但身子的底子却绝对不差。
建继四年，楚山在汝蔡前线陈兵十万，就已经将军事动员潜力榨尽。
而此时除开楚山在汝蔡申三州的军事动员能力没有被削弱外，除开南阳、襄阳、荆州四万州府兵马外，还在荆北四县、南蔡、南阳新置都巡检司新编总计近二十万的辎兵。
接下来在广设乡司接管南阳、襄阳地方上的乡兵操练、进一步发动中下层贫民之后，军事动员潜力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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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值得悲观的？
说到屯田，朝廷预估制司在南阳、荆州及侨县南蔡预计能增加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万亩左右的军屯，但实际上截止九月份，侨县南蔡开垦垸田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亩，章山、樊台、长林以及东洲巡检司完成充公、围垦的垸田、滩地已经达到五十五万亩。
除此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