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始二十四年，中元4362年，西元1665年，赵瀚已经48岁。
钱谦益病逝于家中。
宋应星病危。
庞春来病危。
驻扎北京的后军大都督黄顺，因罹患恶疾而请求回南方养病。胡定贵从沉阳调去北京，接管整个北方军事，后军副都督万斯同升调沉阳。
前一年，全国岁入7960万两（含地方各省截留）。
其中，农业税3479万两（占比43.7%），工商税1735万两（占比21.8%），关税2452万两（占比30.8%），海外领递解中央294万两（占比3.7%）。
不仅是国家财政增多，财政收入的结构，也已经有了巨大变化。
十年前，农业税占比60%以上，现在跌了十多个百分点，但农税总额其实是稳步增涨的。
而工商税、关税和海外收入，财政占比都在快速提升，2400多万两的关税实在吓人。
工商税的逐年增涨，得益于蒸汽机推广。纺织、采矿、冶炼等诸多行业，使用蒸汽机越来越频繁。当然，全国人口的持续增加，也是工商业繁荣的主因之一。
产得多了，必须卖出去。
日本、朝鲜、西域、南洋、东南亚，国际贸易几乎被中国商人垄断。
就连南洋和东南亚的香料，收购渠道都被中国商贾把持，欧洲、波斯、阿拉伯和印度商人，只能从中国商人那里求购转运。赵瀚跟欧洲国家不同，他没有逼迫小国给予专卖权，纯粹是中国商人自己竞争得来。
中国商贾太卷了，不仅跟外商竞争，还要跟自己人竞争，不断提高香料、烟草的收购价，那些小国靠卖土特产赚得更多。
随着印度和美洲市场的开拓，关税再度暴涨，更多工业品输出，尤以纺织品为最。
由于莫卧儿皇帝横征暴敛（把印度教商人当猪宰），再加上中国廉价棉布的冲积，恒河流域的印度传统纺织业，已经实质处于半崩溃状态。奥朗则布登基之后，宗教迫害太过严重，甚至有许多印度教商人，举家逃离莫卧儿国土，搬迁到中国人的港口谋生。
而美洲市场的开拓，使得美洲百姓日子变好，却把荷兰纺织业冲得七零八落。
就在去年，终于有江苏海商按捺不住。这家商社在亚洲竞争失利，决定跟着李铨去美洲闯荡，首批船队只有三艘商船，结果来回一趟，刨去各种成本开销，足足赚了八倍的净利润。
只有八倍净利润，这还是因为船员工资开得高。
高级船员五倍工资，低级船员三倍工资，还必须提前给一笔安家费，否则没有人愿意前往美洲冒险。
如今的财政状况，大臣们已经看不懂了。
前些年还在忧虑财政赤字，转眼朝廷就有钱了，而且每年能够盈余好几百万。
内阁。
吴应箕拿出财部给的数据：“最近七年，工商税和关税这两块，年均增速已经超过6%。特别是葡萄牙陪嫁吉大港以后，无数印度棉花运到吉大港，解决了棉花供应不足的问题。江南的棉纺工厂都在增产，新开的棉纺厂越来越多。”
朱舜水叹息道：“也不知是好是坏。过年我回了一趟老家，镇上就有两个纺织厂，男工女工加起来好几百。算上跑船运输的，一千多百姓仰赖两家纺织为生。工厂的烟囱又高又大，整天飘着黑烟，附近村民的饭桌上都能沾上黑灰。”
陈茂生说：“反正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更好了。”
“这倒也是，”朱舜水点头道，“做工的都算殷实之家，特别是熟练女工，家务和孩童皆交给公婆，妇人居然变成一家的顶梁柱。但没有做工的家庭，却少了一份收入。也还有自己纺纱织布的，都是织来自己穿，根本卖不出好价钱。”
朱舜水说的是沿海省份情况，他老家本来就纺织业兴旺。
越靠内陆，工业就越薄弱，寻遍全省也找不出几台蒸汽机。那些省份依旧停留在过去，甚至小农经济都没遭到破坏，仍然有大量家庭纺织的存在。
吴应箕说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省钱，而是怎么花钱。沿海涌入的白银越来越多，物价打着滚儿往上涨。得多给工部拨发银两，在全国招募百姓做工，修建更多的水利和道路。而且不能用朝廷的钱，要吸纳沿海多余的民间白银，尽可能压住物价别涨太快。”
费纯说道：“在西藏、东北和西南多多修路，把山区全都连接起来。今后不管是出兵打仗，还是当地的货物运输，都是有长远好处的。”
赵瀚远征漠北的时候，用了一招加息政策，又拿着民间白银做军费，一场战争花了老鼻子钱。
当时还有大臣觉得穷兵黩武，现在想想都回过味来，并且开始跟上了皇帝的思路。
不就是银子太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