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多时，一封圣旨写完，赵瀚过目之后签字，交给制敕房写成真正的圣旨。

    赵瀚继续说道：“第二道圣旨，澳门之葡萄牙人，今年内必须全部入籍中国。死忠于葡萄牙国王的，全部驱逐出境。既不愿离境，又不愿入籍者，必须登记为外国暂住人口，每年缴纳三十块银元的暂住费。入籍之人，视为国人，视为国中外族，外族之间不得婚配。”

    这道圣旨，是逼着葡萄牙人做出选择，要么忠于中国皇帝，要么忠于葡萄牙国王。逼着那些葡萄牙人，跟中国人通婚同化。同时，也是彻底收回澳门，澳门官吏全部由朝廷选派。

    之所以这么做，纯粹是葡萄牙人没有利用价值了。

    葡萄牙失去了日本市场，失去了马六甲海峡。又从西班牙独立，西班牙的美洲白银，不再通过葡萄牙传到澳门。这样一来，澳门对赵瀚还有什么用？

    “第三道圣旨，番邦外国卖到中国之奴隶，不拘男女，全部视为外族雇工，全部都要到官府报备注册。外族雇工，每年须缴纳人头税，并且外族雇工之间不得通婚。至于人头税几何，按当地当年三月份的米价收取。一个外族雇工，人头税为三十斤精白米折算为银钱。”

    三月份的米价，是一年当中最高的，正值青黄不接之时。

    赵瀚没有彻底卡死外来奴隶，因为各地的妓院需要人，各地的大户土地也需要人。

    皮肉生意，禁绝不了，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彻底禁止，中央强势的时候顶多能禁绝几十年。

    但这种行业，又绝对不能合法化。

    道德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多的是为治安考虑。风月行业合法化，必会带来恶性犯罪，绑架、禁锢、殴打、杀害、贩卖人口之类。

    不能禁绝，又不能合法，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让它处于灰色地带。

    不黑不白，可黑可白。

    究竟是黑是白，朝廷说了算，视情况而定。最重要的一点，是朝廷要始终拥有控制能力，所以赵瀚勒令从业人员必须全部登记。

    还有各地大户的土地，由于分田和移民，很难招到足够的佃户。

    而大同新朝，早就摊丁入亩，粮税按田产来计算。这导致大户和勋贵，田产越多越要赔本，每年闲置许多土地，不种粮食却要给官府交税。

    已经出现非常神奇的现象，南方各省的一些大户，由于缺乏商业利润补充，田产越多就越入不敷出，因此主动把闲田捐赠给朝廷。

    如此状况，不要觉得惊讶，都是强势政府带来的结果。

    就拿朱元璋那会儿来说，大量江南地区的自耕农甚至小地主，把自己的私田捐给国家做官田，然后全家从农民变成依附于官田的佃户。因为这样做，不但可以免除徭役，还能少交苛捐杂税。

    这种献田投官的做法，在明代中期引发一系列恶果，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外来“务工人员”不能禁绝，否则大户就没法种地了，迟早要把闲田全部捐给朝廷。大户还好说，为赵瀚打仗的勋贵，赐田奖励就变成一个笑话，赐给勋贵的田产越多，勋贵需要缴纳的粮赋就越多，而且还只出不进，因为招不到佃户耕种。

    赐田，变成一种惩罚！

    赵瀚用膝盖思考，都能猜到是啥情况。朝中的公爵、侯爵，有一个算一个，老家肯定买了奴隶来种田，否则他们早就闹起来了。

    赵瀚只能变奴隶为外国雇工，让勋贵、大户的田产，能够持续耕种收获。同时，又向这些奴隶雇工收取人头税，以此来抑制奴隶雇佣的数量。

    等到二三十年后，各省人口增多，大户和农民都多子多孙，人均土地面积必然被摊薄。

    到时候，愿意佃耕田产的农民就变多了，就不再需要从国外购买奴隶种田了。

    毕竟，不管是南洋还是印度土著，种田技术肯定比不上中国农民。再加上还要收取人头税，远不如招募本土佃户划算，购买奴隶种地的现象就会渐渐消失。

    等到那个时候，便强迫地主释放奴隶雇工，打散迁居到各地，一两代之后就能同化为中国人。

    什么法兰西斯坦，那种情况不会出现在中国。

    法国的绿化和黑化，主要原因是两次世界大战，本国人口死得实在太多了。二战之后，国家重建，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不得不从殖民地引进黑人补充人口。

    而中国呢，估计赵瀚还没死，人口就已经翻倍。本国都人多地少，只能向外移民扩张，哪容得异族跑来国内搅和？

    现在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