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播现场。
看着台下持续了足足有一分钟的掌声。
潘院士脸色虽然依旧保持着平静。
但他的后槽牙却已然死死的咬住了唇腔内壁，双手亦是紧紧的握住了发言台的边缘。
而台下周绍平、赵政国等人的眼中，更是早就噙满了一层水雾。
作为新华夏的二代、三代物理人。
他们为了这一天，等的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在2022年。
靠着许多诸如《大国重工》《工业霸主》《材料帝国》之流的工业类网文，不少人多多少少了解了华夏早期的工业史。
一提及那个年代。
许多人的脑海中都会冒出血泪、悲壮、励志之类的印象。
虽然大多人对那个行业的了解依旧不是很深，但多少也算有了相关概念，知道那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不过鲜少有人了解的是。
华夏的物理学史，甚至要比工业史更加悲壮。
不同于工业圈的奠基人众多，近代华夏物理学史的奠基人有且只有三位。
分别是叶企孙、吴有训以及赵忠尧院士。
其中叶企孙先生比较敏感，此处便不做赘述。
吴有训院士则是1897年生人，1922年1月到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学，1923年遇到了恩师阿瑟-康普顿。
吴有训院士在确立康普顿散射图像过程中，曾经做出过非常重大的贡献——他花了数個月的时间，独立测量多种散射体的X射线散射，从而否决了三次辐射假说。
接着在1925年初。
康普顿正式宣布关于X射线散射光谱的实验结果。
当时哈佛大学著名的物理实验学家布里基曼教授，亲手多次做有关“康普顿效应”的实验，未能得出预期的结果，于是引起了不少国际物理学家对“康普顿效应”的怀疑。
后来依旧是吴有训院士，协助康普顿对十五种元素散射进行了公开测试，才将这个成果得以实锤。
正是凭着这个成果，康普顿才在1927年获得了诺奖。
康普顿在1926年初版的《Ｘ射线的理论及实验》一书中，对吴有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还把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Ｘ射线光谱图，以及他自己的以石墨所散射的Ｘ射线光谱图并列，作为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原图在圣路易斯大学网上图书馆有扫描版）
因此在1950年之前，国际上普遍将康普顿效应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但在吴有训院士回国参加了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参与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建设后。
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就和外网的坎爷一样，瞬间的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康普顿效应，即便康普顿本人提出过多次抗议依旧没用。
在回国后。
吴有训院士在1956年正式制定科研远景规划，凝炼了原子能、计算机、半导体、计算和统计数学、航空力学等多个重大项目，属于真正的‘国师’。
在学生方面，赫赫有名的伟长先生，便是他的门生。
另外还培育出了冯端、胡宏纹、王竹溪、葛庭燧、彭桓武、余瑞璜、黄昆等诸多二代院士，属于标准的奠基人概念。
现如今国内还有一个物理学奖项，名字就叫做吴有训奖。
不过吴有训院士虽然功勋赫赫，但他相对侧重的是方针的制定和研究。
若论设备研制和落实，就必须提到另外一人。
也就是三大奠基人中的最后一位，赵忠尧院士。
赵忠尧院士是1902年生人，大学时在加州理工学院读书，师从该校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
当时赵忠尧院士冒着惹怒密立根的风险，拿到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实验题目。
经过一年多夜以继日的刻苦研究，赵忠尧发现了硬γ射线在通过重物质时产生的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
并将这一重大发现写成两篇论文，于1930年5月、10月先后公开发表——没错，1930年就发了《nature》
这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的产生和湮灭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最终被卢瑟福完善，诺奖也由此颁布给了卢瑟福。
1931年秋。
赵忠尧院士得知国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毅然决然的回到国内水木大学任教。
他第一批教出的学生有王淦昌、周同庆、施士元。
后续又培养出了赵九章、彭桓武、钱三强、王大珩、陈芳允、朱光亚、邓院士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