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好出发的时间已至，但还有几个说好要来的弟子未到。承宫也不急，让他们在平素讲学的大槐树下就坐，说道：“去长安前，先与汝等说说我的事罢。”
承宫慢悠悠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吾乃徐州琅邪郡姑幕人也，年少时，才上了蒙学，识得几个字，就遇到大疫，父母皆亡，家也穷了。我当时才八岁，只能为富人放猪为生。”
富人嫌吃人矢的猪太脏，遂不圈养，也不求这些猪长多快、长多肥，就让它们一天在山里自己去找吃的，牧儿在后跟着，打打猪草。
承宫小腿上，还有一块被猪嘴啃过的疤，至今走路还有点小瘸。
“我故乡有名儒徐公，以《春秋经》教授诸生数百人。我每次赶着猪群路过，都会远远看着，看着诸生能在庐下就学，心生艳羡。”
“是故每每驻足，偷听徐公讲经，徐公也不赶我走，倒是我心生愧疚，为诸生拾薪，一来二去，徐公怜我，遂留门下。”
“如此执苦十数年，我勤学不倦，经典既明，乃归家教授。”
“我若不遇徐公，不学经术，至今仍不过一放猪倌。”
尽管他如今也不富庶，可毕竟较过去多了几分指望，承宫也立志，要像徐公那样，有教无类。
承宫叹息道：“我本欲在琅琊过安分日子，可却遭遇乱世，闹了赤眉……”
赤眉痛恨富人，甚至对读书人都有几分仇视，承宫觉得短期内东方不会消停，遂变卖了辛苦教授攒下来的家产，换了路费，赶在东方大乱前，带着妻子不远千里来到关中。
除了避难，尝到学问甜头的承宫也欲拜名师，入太学，但抵达长安后才发现，没有关系和足够的家产，别说太学了，名师的私学都入不了。
盘缠已尽，承宫为了生存，遂辗转来到右扶风，在乡间里闾教点小学的简单学问。因他是外地人，只能降低束脩标准，所收多是寒门、中家子弟，对想读书的穷苦孩童也颇为宽容，一袋米代替束脩就行。
极盛时，承宫也曾坐拥数十弟子，乡中显名，但随着关中也陷入大乱，弟子各奔东西。治世里识几个字还不错，可乱世中又有何用？
但现在，承宫终于有底气说一句：“有用！”
魏王的诏书已经挂在各县的城门边、府墙上，上面明白无误地写着，广纳贤才，但凡自认为足以胜任考试内容的人，皆可赶赴京师参考，不问其阀阅、家资、师承，甚至不论年龄，来者不拒！
这种降低门槛的方式，让太学博士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冒犯，五陵大儒亦嗤之以鼻。
但对承宫和他的弟子们而言，诏书上的话语，简直是天籁之音！
“考的还是小学论语、孝经，吾等绝不比京师太学生差。”这是承宫最为激动的地方，他学问有限，除了几个大弟子还跟他学《春秋》外，其余教授不过孝经论语，但都学得很扎实。
“数术的话，吾等平素也多在军中、富户帮忙算账，信手能计！”
“至于那农稼常识，谁比吾等更熟知？”承宫展开手掌，弟子们也跟着做，上面不止握笔留下的痕迹，更多是干农活产生的老茧！
他们的精神与孔子等诸圣同游天际，但受出身阶层所限，脚却是牢牢踩在泥土里，都恨不得这常识一科，占比再大点。
“策论就是写文章，谁没替人写过信？少则百余，遇到啰嗦钱也多的，能写数百！”
承宫对弟子们打气道：“吾等平素磕破了头，托熟人相助，也不过是去做斗食小吏。但若能通过射策考试，甲科五十人为外郎，乙科百人为舍人，丙科两百人补百石吏！”
纵是只考上丙科，放到县里做个一官半职，于他们而言，也是难得的前程。
弟子们都被鼓动起来了，而这时候，最后几人气喘吁吁地赶到，有人甚至连行囊都没带，因为他们是瞒着家里偷跑出来的。
家里人根本不相信有这种考试就有机会做官的好事，战乱才平息几个月，路上零星有盗匪，别官没捞到，却人财皆空！
承宫不但让弟子们去考，他也要同行参考，妻子又往他行囊中塞了点吃食，将包袱挎在丈夫肩上，而后就带着儿女们，在篱笆后目送他们远去。
众人没有车马代步，只有两头驴驮着釜盆和粟米袋，一路上都得自己做饭，行走在渭水边的里闾小道上，有乡中闲汉耕作之余，蹲在这晒太阳，看到承宫和众弟子路过，不免奚落起他们来。
“承夫子，汝等要去京师做大官啊？”
魏王官府的公信力本不错，但这件事，信的人依旧寥寥，承宫积极带着弟子们向官府报备，最终只得到武功县令两头驴的赞助，乡人都把他们当成笑话。
放在治世，对高高在上的大儒及士人，乡人是敬重有加的，但对承宫这类脚踩在泥土里，妄想就此跻身另一个阶层的穷儒，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