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胡楷等人在襄阳也有同样的预判。
景王在襄阳登基之后，赤扈人怎么可能会坐看襄阳重新成为凝聚大越半壁江山的中枢之地？
然而赤扈人欲对襄阳用兵，洛阳是必须要先进行剪除的侧翼；优先程度要远在寿春、徐州之上。
这事实上也是景王在襄阳即位登基的同时需要深入思考、权衡的核心问题。
以往各家进呈军策，都是书信往来，现在难得徐怀、刘献以及代表河洛的赵范、郑聪都在襄阳，景王当即着人将堪舆图铺在长案上，讨论既定的攻守之策到底还有什么漏洞需要弥补。
在景王赵湍看来，这件事要比他在襄阳即位继统更为重要。
即将从都行营司改建的御营使司乃是诸军统领机构，攻守之策的拟定以及兵马部署及调动，才是枢密院的职责。
徐怀作为天雄军统制，隶属于御营使司，但他作为楚山行营兵马都总管，全权主持楚山守御，与作为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的刘献，以及代表郑怀忠而来的郑聪、赵范，当然有资格参与枢密院攻守军略的决策，甚至话语权要比王番、朱由贵等人都要重。
而即将组建的中书门下省作为朝堂之中枢，权柄主要集中于政事。
倘若严格依照律制，除了周鹤作为右相兼御营使以及兼领兵部侍郎的顾蕃二人外，中书门下省的其他大臣反倒无权参与具体的军策讨论。
当然了，景王在襄阳即位，诸事疲敝、百废待兴，很多事都不会加以严格限制。
洛阳居天下之中，北濒黄河，东临嵩山、西面、西南以及南面、东南乃是巍峨的秦岭、伏牛岭；而流经洛阳北部的黄河，两岸也是受中条山、王屋山以及邙山等险峻山岭夹峙，内部又有伊洛河谷盆地作为纵深腹地，在地形上有易守难守的极大优势。
赤扈人想要强攻洛阳，主要有四个通道，一是西出潼关，经函谷关入洛；一是自平陆，经茅津渡南渡黄河入洛，一是东出虎牢，从嵩山北麓经巩县偃师入洛；一是从嵩山、伏牛山之间、位于汝水上游的谷地入洛。
东汉末年，黄义起义爆发，京师洛阳震动，汉灵帝以何进为将军，在洛阳设八关拱卫京师，史称八关都邑，便主要在这四个方向上。
潼关、函谷关位于洛阳、陕西之间，陕西不失，而潼函无忧，而位于洛阳东南、曾设广成关的嵩山、伏牛山谷地，大部分地区都隶属于汝州，与左右骁胜军驻守的舞阳、上蔡互为犄角，短时间也不畏赤扈人会直接派溃大股虏兵过来强攻。
赤扈人倘若下一步想夺下洛阳，出兵方向只可能是两个：一是强攻平陆，从茅津渡南渡黄河，进入洛阳，一是强攻虎牢关，从嵩山北麓一路攻打巩县、偃师、孟津，进入洛阳。
赤扈人第一次南侵时，郑怀忠作为陕西诸路行营兵马副总管、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率秦凤路本部兵马，与陕西另四路援军，在兵马都总管苗彦雄的统领下东进勤王。
赤扈人第一次南侵撤兵北还，西军援师一部兵马重新撤回到潼关以西，在延鄜路经略安抚使高峻阳的统领下，计划从河津等地渡过黄河，沿汾水北上接援太原；主要兵马则由郑怀忠率领，经孟州渡河北上，收复泽州等地。
而当时苗彦雄仅率少量兵马进入汴梁，出任枢密副使，接掌京畿守卫之事。
汴梁陷落，苗彦雄也沦为阶下之囚。
苗彦雄比王戚庸、李汲之流强的地方，就是还存有气节，徐怀迄今未听到他降虏的消息，这次应该是与天宣帝及宗室子弟一道被押解北上了吧？
赤扈人再次南侵时，郑怀忠就率部从泽州、绛州，往蒲州南部境内南撤，所部主力没有什么损失。
在景王南下襄阳后，郑怀忠接管河洛防务，征募健锐扩编左右神武军六万余众人；此时洛阳地方还编有两万洛阳府军，一并受郑怀忠辖领。
虏兵主力进入蒲州，郑怀忠坐镇洛阳不敢轻离，而郑怀忠之子、出任左神武军统制的郑聪与赵范这次到襄阳来劝进，他们对河洛兵马据险地守御平陆、虎牢、巩县、偃师，拒虏兵以洛阳之外，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而目前高峻阳、顾继迁于黄河西岸部署的兵马也有八九万之多，郑聪、赵范他们不用担心西翼潼关、函谷关会有什么威胁。
他们主要还是担心左右骁胜军将防线收缩汝水以南的舞阳、上蔡一线，会令他们在汝水北岸负责防守的襄城，承受极大的军事压力。
郑怀忠着其子郑聪、赵范二人都来襄阳，自然不是单纯就为劝进之事，还是希望守御洛阳能获得襄阳更有力的支持。
“……左右骁胜军、天雄军守御更应兼顾汝水两岸，而非只顾自身安危，团缩山地之侧，”
郑聪年轻气盛，站在长案一角，说起话来语气多少有些咄咄逼人、不掩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