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守军体现越坚定、越不容摧折的抵御意志，越能削弱或压制敌军的进攻意愿；反之则会令原本并没有特别强进攻意愿的敌军，变得跃跃欲试起来。
楚山除了在庇山以南河谷交错修造五座小型营垒，营垒之间以长壕、栅墙相接外，还在庇山以北，在箕山南坡那仿佛女子裙装一般起伏的褶皱岭谷间，择地修造三座营垒。
徐怀目的是要以营垒群、长壕、栅墙以及庇山陡峭如战刀横持的狭长山体，在北滍水上游北侧支流渡马河以东，构建一条长逾三十里的防线，将河洛敌军阻拦于汝州盆地的西部。
从襄城、叶县往西，到汝州城（梁县），约有一百五十里路程之间，乃是郏县、鲁山两县辖地：
早些年北滍水南北两岸皆有驿道相通，其北岸驿道，乃是许蔡汝颍等州县的商旅，经襄城进入汝州的必经之路；而南岸驿道则是荆襄商旅经叶县前往河洛的必经之路。
两条驿道于杨楼沟河口以西的马家渡合二为一，通过汝州城后再继续西延。
河洛军暂时没有要将万余赤扈骑兵精锐从伊阙、大谷关附近调入汝州盆地的意图，励锋堂以及长史院所属的骡马辎重队伍，便从襄城、叶县出发，每日无一刻或停的，将成千上万石的粮食、铁料等海量物资，源源不断的通过这两条驿道运往汝州城，运往最前线的庇山营垒。
短时间内组织汝州民夫有难度，也难以如臂使指，徐怀则从叶县、舞阳等地征调数千民夫，沿着南北驿道，在原有驿站、坞寨的基础上，同时加强以及扩建十二座护驿营垒，以郏县、鲁山县城为支撑，形成横贯整个汝州盆地东部、不惧小股敌骑袭扰的交通线。
这一切，不仅意味着楚山从兵力原本就紧缺的西线，抽调万余精锐战兵、州兵弥补汝州防线的不足，不仅意味着楚山直接从舞阳、乌桕等地抽调上万青壮民夫进入汝州，用于营垒防寨及驿道的修筑，还意味着每日数以千石粮秣等巨量物资的消耗。
不过，之前常为徐怀挥霍无度而叫苦不迭的史轸，这一次却恨不得将家底都翻出来，支援汝州防线的建设。
守住庇山一线，或者说在汝州城以西，以庇山为核心形成稳固的防线，则意味着楚山将彻底把整个汝州东部地区兼并进来。
并不仅仅局限于汝州盆地的东部地区，还包括整个箕山东部以及伏牛山的东北部的广袤山地。
虽说箕山东南麓的襄城以及伏牛山东北麓的叶县，早就划入楚山行营的防御范围之内，但楚山之前所能管辖，仅限于襄城以及叶县县城附近二三十里范围之内的山岭。
从叶县县城往西，绝大部分伏牛山山地，则隶属于汝州的郏县、鲁山、梁县、汝阳等县；从叶县县城往南的大部分山地，则属于南阳府冶下的方城、向城两县。
从襄城以西，大部分箕山（嵩山南脉），南坡隶属于汝州下辖的郏县、鲁山、梁县诸县，北坡则隶属敌军控制登封县。
这些山地，之前归属于郑怀忠统领的河洛行营治下，郑怀忠南撤后，则隶属于杨麟统领的汝州及左骁胜军冶下。
虽说徐怀一直强调左骁胜军应该更好的依托伏牛山、箕山的险要地形，抵御占据河洛地区的虏兵南下，但左骁胜军后续还是将重心放在汝阳、梁县等城池的守御上。
杨麟非是不想，实则不能也。
主要原因乃是杨麟冶下没有一队精练能干的地方吏治队伍，短时间并不能真正掌握汝州地方事务。
河洛敌军沿伊水大举南下，在迫在眉睫、自身难以抵挡的生死威胁之下，汝州盆地内部的乡绅士族，要么遵从杨麟的清野令，放弃坞寨庄园撤入梁县等城池以避战乱，或直接举家逃往南阳、襄阳等地，或举族避入山中，要么打开坞堡屯寨，迎接左骁胜军精锐入驻加强防御。
杨麟从这些坞堡村寨，无论是征调粮秣，还是征募乡勇补充守军的不足，也没有遭受到太强烈的抵制，各方面都非常的顺从。
不过，杨麟在汝州统治的触手，却没有办法有效的向汝州盆地两侧的伏牛山以及箕山内部延伸——不要说接管山地坞堡村寨的守御了，征粮募勇等事都无法有效开展下去。
这种情形，与匪乱之前的桐柏山大姓宗族在县治之外保持相对独立、封闭地位，极为相似。
本质原因同样是传统的县治对乡野地方的控制手段极为有限。
不过，杨麟做不到的，不意味着楚山做不到。
楚山崛起的根基，就是对桐柏山南北岭绝大部分山地的控制与经营，继而扩大到对大复山、金顶山及灯台架等山的控制与经营上去，也早已形成一整套以巡检司、乡司制为核心的统治手段——楚山这些年同时也以伤病、年龄等因素退出营伍的老卒为基础，在一批通习吏事的武吏率领下，形成近千人规模、绝对忠诚于行营指挥的巡检司、乡司吏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