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天宣帝及宗室、王公大臣三千余众前日就从汴梁西北的青城寨，被赤扈人押送北上，徐怀站在山崖之上半晌无语，临了吩咐左右中止今日的行程，备马随他返回周桥。
此时一条崭新的驿道，衔接青衣岭吴寨河东岸以及周桥淮水北岸的渡口；驿道从石门岭东侧通过，也将沿途包括石门岭巡检司在内的三处乡司连接起来。
这也是青衣岭-周桥-罗山防线的西段部分，驿道从北往南约六十余里路程——防线的东段部分，从周桥沿淮河南岸直抵师溪河口东岸的罗山城，但这一段淮水走势随金牛岭的山势呈n字形迂回，总长逾两百里。
这亏得徐怀将罗山以东璜川、淮川、光山等光州地区交由荆湖北路都部署司所辖的宣威军接手。
荆湖北路位于大越腹地，长期以来驻泊禁军规模，与京西南路相当，仅有三厢宣威军禁旅七千余众驻守江陵府、黄州等地。
不过，在赤扈人南侵之后，荆湖北路就紧急从州县征调兵马，宣威军及江陵府军在景王南下襄阳之时，集结规模就超过两万。
赤扈人再次南侵时，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都已经做好率部北上勤王的准备。
奈何朝中议和派到最后时刻还指望能与赤扈人划河而治，担心召集勤王|兵马会激怒赤扈人，破坏乞和，临时传檄江陵（荆州），严令刘献不得擅自出兵北上。
刘献虽为士臣，但与顾蕃一样，都有在边州任事的履历，对兵务还算熟稔，并非完全不识兵之人，才得以出任一路之经略安抚使主持军政事务。
景王南下襄阳之后，宣威军合并南阳府军扩编至两万人众，刘献则亲率一万兵马进驻光州。
与楚山行营虚外守内之策不同，刘献亲率主力直接渡淮，驻守淮河北岸的淮川城；在抵达淮川之后，刘献进一步从南逃难民征募健勇，在短短一个月内，使得在光州境内的宣威军兵马规模到达两万。
荆湖北路除了照前例向襄阳上缴一百万贯钱粮外，其他粮秣钱赋皆可自支。
而荆湖北路在合并随、郢等州县之后，计有一府十州，领七十余县，人丁超过六百万众，又占据富庶的江汉平原，可以说是财大气粗。
不要说宣威军扩编到三万人了，就算扩编到五万、八万乃至十万，荆湖北路也都承受得住。
这是楚山此时远远所不及的。
楚山目前除了直辖两县外，每年仅能从襄阳额外获得五十万贯军资。
眼下左右骁胜军、左右宣武军每年拨付的军资补给，初定都是一百五十万贯。
而陕西、河洛两地除了所辖之域，钱粮完全自留度支外，每年初定还将从川峡四路征调六百万贯钱粮弥补不足。
虽说鲁王赵观还没有正式答应拥立景王赵湍登基，但其部主力兵马在葛伯奕、韩时良、葛钰等将的率领下，也从青州、齐州往徐州、寿春（寿州）一带转移；随之是不计其数的民众携儿带女抢渡淮河往南逃亡。
与后世受黄河夺淮入侵的淮南不同，此时的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也是堪比荆湖、江东的富庶之地。
倘若鲁王一系能在徐州、寿春站稳脚，以淮南之钱粮养十万兵马也是没有问题的。
相比较前朝，大越立朝一百多年以来，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
长江两岸的农耕已经成体系的发展成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制，亩产量是北方的三倍甚至更高；南方丝织、棉织业发达，造船业及沿海制盐业独树一帜，制陶瓷器与铜铁金银在内的金属冶炼全面超越北方；以杭州、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贸易也如火如涂；川峡四路的井盐、蜀锦名闻天下，成都府早已发展成仅次于汴梁的超大型城池。
单纯从钱粮、丁户来说，大越在河淮形势糜烂之后，犹有足够的军事潜力挖掘出来去抗衡赤扈人。
赤扈人消化河东、河北等地需要时间，后续还需要优先解决侧翼陕西兵马的威胁，不得不在汴梁立伪帝李汲暂摄汴梁降臣降卒，控制糜烂不堪的河淮地区。
这也给大越沿淮河一线组织防御、操练新军赢得喘息之际。
然而大越最终能否在淮河一线，与赤扈人形成制衡，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徐怀回到周桥，荆湖北路经略安抚使刘献派来的使者也刚刚赶到。
刘献在淮川也已得知赤扈人派兵马押送天宣帝北上的消息，他要与从寿春返回的武威公赵翼，前来周桥与徐怀商议劝进之事。
顾蕃率京西南路将吏于襄阳城北码头跪迎景王，已经算是为景王在襄阳登基铺平最后一块木板。
包括徐怀在内，诸行营主将、诸路监司近两个月来都纷纷上表，劝景王登基继统，及早以大越新君的名义统领抵御胡虏、收复中原大业，却不为景王所纳。
此时天宣帝及嫔妃、帝姬、宗室子弟、王公大臣等三千余众被赤扈人押送，离开汴梁渡河北上，很显然是徐怀他们